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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暴力与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


□ 胡 成

  在殖民暴力统治之下,侵略/反抗并非是被殖民者生存状态的全部历史。就如一八九三年四月,年轻的甘地乘上了从南非德班到比勒陀利亚的头等卧铺车厢,途中一位才上车的白人乘客毫不客气地命令他搬到行李车厢去,手持该车厢客票的甘地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但当火车抵达下一站时,白人把警察叫来,甘地被强行从火车上赶下,在茫茫黑夜中孤身一人,冻得浑身发抖;直到晚年时他还说,这是一生中最痛苦难熬的一夜。在此之前他曾努力融入这个社会。伦敦留学期间,他脱下从孟买带来的又宽又大的印度民族服装,换上时兴的礼服、丝织礼帽、皮鞋、白手套和一只镶有银球饰物的手杖。为了梳整又乱又硬的头发,他特意买了一瓶美发油,并每天用几个钟头时间,站在大镜子前面连续不断地练习打领带结。甚至,他还买了一把小提琴,并报名学习舞蹈课程,又聘请一位法语教员讲授法语,一位教员讲授演讲艺术,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这恰表明,一个斯洛伐克人可以被马扎尔化,一个印度人可以被英国化,一个朝鲜人可以被日本化,但在殖民地背景下却永远成不了马扎尔人、英国人或日本人,他们“可以被邀请参加宴会,但却得不到任何食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来看,介于侵略/反抗之间的灰色生存要比单纯意义上的侵略/反抗有更为复杂的种族和文化的缠绕。比如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一九○五年七月至八月,复旦公学教员李登辉等由上海搭乘二等车出行,忽有美国士兵数十人陆续登上列车,见华人即驱令下车,李某等人操英语与之理论,但最终还是被武力强行驱逐下车(《东方杂志》一九○六年第八期)。本来,近代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只是半殖民地社会,殖民暴力当不应有在印度、南非那样恣意横行,但同样的事例发生在主权尚属中国的上海,表明殖民扩张作为一种结构性的权力压迫,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普通民众本无多大差别。或许,近代中国没有成为真正的殖民地,致使我们并不十分在意殖民统治下的那些历史感受;再加上在现今中国的历史记忆中,长期以来作为主流叙事的程式是侵略/反抗,从而又使得介于侵略/反抗之间的灰色生存被有意或无意遗忘。这里且不论对近代以来渐次沦为殖民地的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东北和抗战时期沦陷区普通民众与殖民关系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几为空白;就连长期以来被认为较成熟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对北京失陷后纷纷悬挂顺民旗的情形就很少实事求是地论及。常见的是一笔带过,或干脆斥之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软弱怯懦,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典型表达——“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仇恨人民,美化和讨好帝国主义的丑恶面貌”(邵循正:《编辑说明》,《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
  不过,翻阅现存在场者的记述,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是北京失陷后生活之常态。联军进城之际,人们冒雨而行,泥水过膝,衣衫湿透,搀老怀幼,扶掖而行,哭喊之声,远闻数里。居住在宣武门外椿树胡同二巷,早已心慌意乱的仲芳氏未能出逃,因为考虑到上有七旬老母,下有兄弟弟妇妻室儿女,举家逃难,所费不赀;再说远无亲族,近无至友,逃出之后如何安身;还有其时秩序已乱,遍地土匪贼兵,即使逃出,不死于洋人,也死于土匪;再说一旦弃家而逃,家中一切势必为人所抢,得有回归之日,四壁皆空,何以聊生;最后则是父子兄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毫无一艺之长,在外何以谋食;所以左思右想,“只可将死生付之度外,生则合家聚守,死则合家殉节。惟有形色镇定,意见不移,听天由命而已”(《庚子记事》,33页)。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恽毓鼎则已备足两个月的口粮,城破后市肆虽皆不开,但仍可免于饥馁,是夜篝灯静坐看书,几于不知世外事,惟其后两天洋兵乱入附近民居,搜索财物,才感到担心,于是“整天至心虔诵玉皇本行集经,叩礼关圣吕祖,求免罪灾”(《恽毓鼎庚子日记》,62页)。作为五城公所差役的王大点,联军进城之时,仍在门道上同众说话,听说石头胡同北口外路北小碓房被抢,即至其处得土麦子一小口袋,然后回家食饭,午觉。接下来的几天里,除瞧头戴黑盔金顶,吹打铜鼓大号的过往之洋兵,就是跟在抢劫的乱民、洋兵后面乘机发洋财,所得包括旧书数十本,皮衣二件,现钱数十吊,被物、东西若干(《王大点庚子日记》,116—117页)。
  作为被征服者必须遵从殖民暴力的统治秩序。就在北京失陷最初几天完全失控的屠戮、焚烧、抢劫和奸淫之后,联军迅速恢复了秩序,并参照上海、天津租界的统治模式,对各街区进行了接管,规定各国分管界内居民,不论贫富,须在门前插白布旗一面。于是,惊魂未定的民众不得不在门前插以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的大旗;也有再加一张用中文书写的“不晓语言,平心恭敬”的帖子;还有则按照某国旗号样式,再仿做小旗,插于门前。不久,占领者又规定各家将门口道路修垫平坦,打扫干净,各铺户、住户每日七点必须在门前悬灯一盏,至十一点钟熄灭。于是,每至傍晚各家张罗点灯,为防止灯火熄灭,又须时时加以照看,无论风雨寒冷,未敢一日偷闲。再就是占领者规定炉灰秽土,街前不准堆积,由于无处可倒,家家只有将之存积院中。此外,占领者还规定不许居民在街巷出大小恭和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茅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憋死也”(《庚子记事》,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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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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