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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同行


□ 许怀中

  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求学时,有位老师在课堂上说:到五十岁的那年,忽然吓得一跳。这话后广为流传。他便是陈梦韶(笔名),鲁迅先生在厦大执教时,那时他是教育系的学生,鲁迅为他据《红楼梦》改编的剧本写《〈绛洞花主〉小引》。像我这辈人,如今早已是吓一大跳、又一大跳的年龄了。
  岁月如流。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从念书到教书、从政,这其中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相伴随,一左一右地同行。然而,严格地说,是文学创作先行,起步要早。创作可说是有家学渊源,从懂事起,就听家父用莆仙方言背诵古典诗词,他留下一本诗词集。潜移默化,渐渐懂得“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意思。念初中时,读了《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又热衷于“五四”以后新文学作品。还从课本上接触鲁迅的名篇。课堂上的习作,被登在校刊上。正式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是念高中二年级开始。那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同班好友陈秋玉(他是现在的院士陈森玉的亲哥)写了一首诗,要我交给在仙游报社当排字工人的堂哥,请他转给副刊编辑。过几天见报了。我受启发,也去投稿。便以班上的一位同学为模特儿,写了一篇小小说《阿槽》(同学名字的谐音),果然不出几天也化成报上的铅字。从此,夸张地说,便“一发不可收”,写了小说、诗歌、散文,从当地报刊,到莆田、惠安、福州、台湾等报刊发表,剪报集成一大本。赴福州高考,夜宿涵江口小旅店,我把剪报视为“家珍”随身带,放在小包袱里。天明,那位同房“客人”不见了,小包袱也不翼而飞,最心疼的是那剪报,再也寻不到了,只剩剪报外的几篇,后收进第一本散文集《秋色满山楼》中。这书名便是当时发表在惠安报纸副刊“离离草”上的散文题目。从发表第一篇作品的1946年算起,也已六十多载了。凡是好友建议开个什么创作多少周年纪念活动,我都婉言谢绝。正如我不喜欢为自己做生日、做寿之类。对自己过去的“文龄”、年龄,自以为还是“淡化”为好。
  读高中阶段,主要写诗歌,除了古典诗词的陶冶,还受臧克家《烙印》等诗集的影响。年轻时,诗情较浓,动不动就写诗。此外,也写小说,如写女佣人受主人虐待投河自尽的题材。散文如《人力车夫》,同情下层人之类。有时也莫名其妙地“感伤”,在故乡报纸上发表感慨人生的文章,父亲看了对我说:年纪轻轻,别写这样的文章。
  那时把作家看成是最神圣、最高尚的代名词。怀着当作家的梦,去投考大学中文系。在高等学府的校园,学术气氛浓郁,虽也写些作品,但文学创作激情不如中学阶段。常常怀念那时的文友。在仙游念书时,虽只是个小县城,就有两家报纸,都有副刊。文学刊物,确是培养作者的摇篮、园地。念高三时,还和几位文友成立“大风文学社”,在报纸上借个版面,编副刊,叫“关山月”。校外师范学校也认识一些文友,有的只见文,不见人,但常通信。如一位笔名叫“田家儿”,是仙师学生,毕业后回惠安编副刊,他来约稿,直到念大学去惠安土改,到一个乡镇报到,镇长便是“田家儿”,这时才初面。
  在大学教书的岁月里,可谓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同行。虽在高校,往往看重学术研究,对创作并不看重,然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莘莘学子”倒是很羡慕。那时,我经常写些杂文,似乎成为厦门日报副刊《海燕》专栏作者。同时我是《福建文学》的作者。记得在大学读书时,便看到其前身《园地》,毕业后到上海党校学习,看到改为《热风》,后又易名《福建文艺》。编者常到学校约稿,又曾参加该刊在福州仓前山办的学习班,撰写约稿。学习班留下的照片,作为珍贵的史料保存。我的文章发表带动了一批学生,他们开始也在副刊上发表作品,后来成为作家、专家、学者。文学的爱好,创作的锻炼,为他们的成长打下扎实的基础。有一批在省报、在研究所成为中坚力量,便是那时从报纸副刊起步的。
  为了教学需要,文艺理论、学术研究,必须提上日程。我担任文艺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就这个学术领域进行研究,但在那批判丁玲“一本书主义”的风气下,只写些鲁迅研究和评论作品之类的论文,却不敢滋生写专著的念头。在“文革”动乱期间,回故乡当“逍遥派”,学校都罢课,借居邻近仙游师范教师宿舍,“躲进小楼成一统”,借一套《鲁迅全集》,日夜苦读,做卡片,每天下午从楼下传来学生在练钢琴的琴声,伴随着鲁迅的思想源泉,流淌在枯竭的心灵沙漠,多了几分慰藉滋润。没有想到,这却成为我后来撰写鲁迅研究专著的基础和准备。在厦大招收工农兵试点班时,参加集体编写《鲁迅在厦门》一书,我是主笔。后带学生“开门办学”,到绍兴鲁迅纪念馆,合撰鲁迅《朝花夕拾》赏析一书。“文革”刚结束,又到绍兴定稿。在每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心里充满民族复苏的希望中,利用这机会,阅读一些馆藏资料,建构第一本鲁迅研究著作《鲁迅与文艺批评》,很快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我以专著形式,把鲁迅研究系列化,一连撰写了几本书,暑假写完《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书稿,人生道路发生了不期然的变化,告别了平静的书斋,来到省里宣传文化部门工作,停写一年半后,开始艰难地写作,继续完成鲁迅研究系列写作计划,并扩大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利用在京脱产学习半年,撰写《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变迁》书稿(上海文艺出版社约稿)。退休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史论》。关于学术研究道路,前年青岛大学学报《东方论坛》约稿,我以《学术道路自述》为题,作了历史的回顾。结尾引了鲁迅在厦大写的《写在〈坟〉后面》中的一段话:“……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复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这“中间物”对我来说是“过渡物”。此外,又像是“两栖物”。记得有位外省文联领导,他对我说,当作家时,省里领导对他很客气,以作家看待,当文联领导后,省领导便视他为干部,而文艺界也不再把他当作家,而是“官员”了。这是作家兼官员“两栖人物”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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