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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左右看“游说”


□ 晓 燕


前后左右看“游说”图片1
不断升温的中美贸易摩擦、不绝于耳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让入世后的中国政府和企业更真切地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意义,也有更多人开始思考中国企业融入世界经济圈的方式和方法。针对在美国的所谓民主政治下各种利益团体对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种种“游说”施压行为,“游说”一词突然被搬上台面,吸引了更多中国人的关注。
其实游说在中国决非新生事物。不过从历史上看,“游说”这个词在中国虽然谈不上特别“贬义”,但也绝算不上有多正面。在中国古代游说者多被称为“说客”,最有名的说客当属春秋时期的苏秦和张仪,二人分别以“连横”“合纵”论对当时诸侯纷争的政治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最终秦国采纳了张仪的“合纵论”而一举打败其他各国,实现一统中国的霸业。因此,史书也将那些对当时国家间的政治形势非常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并从中获取功名利录的说客称为“纵横家”。这些能言善辩的说客或纵横家的形象显然和中国几千年来受到广泛弘扬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讷于言敏于行”的孔道相悖,所以在中国主流社会眼中,“说客”常常被描述成“受金钱驱使的巧言令色之徒。”
就算是在西方游说行为的发源地古希腊罗马,那些善于在公开场合演讲、发表意见的“智者”也因为抨击时政而受到柏拉图代表的保守哲学派别的歧视,并就此被冠以“诡辩派”的称谓。由此可见,不论东西,从古至今,“游说”一路走来,命运都不平坦。
在今天的美国,那些专门从事游说业务的专业公司和人士也无法逃脱舆论的另眼相待。目前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竞选中,代表各种利益团体的游说行为也再一次成为竞选话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Sen. John Edwards和 Sen. John Kerry都在公开辩论中指责某些利益团体在国会山上的游说行为严重影响了美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和新闻事业一样,公共关系在美国的发展是以美国独特的民主政治制度为基础的,而这一切民主基础都可以追溯到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第一宪法修正案,其中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正是基于宪法的保护,美国游说人士联盟(American League of Lobbyists, ALL)对任何不实的指责往往会采取积极的反攻态度。这次他们就向民主党各总统候选人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停止对政府关系专业人士的妖魔化言论”,并表示“游说行为是美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能够在国会政策制定中被充分体现的重要手段。”
尽管如此,带有明显利益驱使色彩的游说行为仍然很难消除人们对其职业伦理和公正性产生的质疑。不过,游说的成败也不一定与其背后资金势力的强弱成正比,它更和民意、舆论大势有关。以美国卡西迪公司(Cassidy & Associates)为例,台湾当局曾聘用他们在美国华盛顿做了长达10年的游说工作,据说每年年费高达200万美元。不过事实证明,就算是花再多纳税人的钱也不能改变台湾的政治命运,现在台湾当局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就停止了和卡西迪公司续签合约。
不可否认,开放的经济环境令经济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国际化和多样化。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代表各利益团体的有组织的游说和其他主动推销行为,中国企业对外“销售”自己形象和产品的方法确实显得过于单一保守,同时也缺乏影响海外当权者必要的传播渠道。正如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周铭女士所说,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国际视角较差,只看得到自己身边一亩三分地以内的东西,却不懂得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重要性。
尽快学会透过国际化的长远视角保护自己行使国际公民的权利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必修课。入乡随俗。以游说为例,只要诉求合理合法,谁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就不能够为中国企业服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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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传播 2004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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