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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显学”的“生态批评”


□ 赵 牧

  摘要:生态意识被不断催生.“生态批评”也日渐成为一门显学。生态意识跟现代社会生态危机密切相关,但其诉求,却有一种向传统神学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复魅的倾向。向历史纵深处追索生态意识成为生态批评的一个传统。但召唤对自然的古老敬畏之心却为了对现代知识体系的反思。正因此,生态文学多抱警世目的创作,而生态批评便致力于将这些危险跟人类知识体系建立必然的联系。然而被反复叙说的生态危机所起到的警示却未必抵消它所诱导出的麻木.因为生态主义的大众叙事一方面使生态危机成为常识.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将它变成姑妄听之的祈祷.而人在变化的环境中的自我调适能力却遭到某种忽视。

  关键词:生态批评、生态意识、古典复魅

  文学创作中的生态意识被不断催生.与之相关的“生态批评”也日渐成为一门显学。据学术期刊网而作一个粗略统计,可知自2000年以来.这方面的论文每年都会有数百篇以上的增幅.而以之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也雨后春笋一般,国内国外,你方唱罢我便登场的,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不仅如此,还清楚记得前几年当“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将“建设生态文明”写进行动纲领时.便有不少嗅觉敏锐的生态批评家慷慨激昂地宣布.这不仅是生态批评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成功介入”.而且预示了其在未来几年的广阔前景。如此利好消息,的确给困扰文学界多年的边缘化忧虑打了一剂强心针.但不该忘记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理论和运动,政治关怀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维度。所以,作为一门显学.表达诉求成为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不应该仅仅表达所谓的“生态意识”,而且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这是生态批评对文学提出的要求.而重建失衡的价值体系和参与创造和谐的文化生态.则成了它义不容辞的责任。似乎从生态出发,人类社会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暂且不论这是否一厢情愿.单说生态批评的欧美源头.的确跟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环境和社会问题密切相关。有一个陈陈相因的叙述.是认为作为生态批评前提的生态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在毁灭和重生的危机中催生了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大众叙事。这是一个四面树敌的过程,工业、军事、政治、技术、商业、生育,都被视作丑陋贪婪的人类中心主义。因此,保护野生生态在1960年代就已成为西方街头政治的主要内容,革命性的口号涉及诸多领域,大到抗议核战争的威胁小到某某杀虫剂的使用.甚至天然橡胶制成的安全套模型,也常常被拿来当作哗众取宠的道具。一本表现杀虫剂如何破坏地下生物多样性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在1962年的发表.通常被当作生态主义浸入文学领域的里程碑。但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概念,却迟到1970年代才在美国出现。是一个叫做约瑟夫·密克尔的生物学家阴差阳错地第一次使用了“文学生态学”的概念。从他的书名《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上,就可以判断来自生态主义的深刻影响.而且其间应充满对环境的破坏可能带来的“悲剧”性后果的深刻忧虑。仅仅4年后,当威廉·鲁克尔特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时.却难再享有始作俑者的声誉了。但这两个人的名字随着生态批评的全球漫游而被频频提及。或许,在国内更是如此。因为在“拿来主义”的文化,文学生态下.我们实在太喜欢千篇一律地重复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了。似乎很少有人尝试寻求约瑟夫·密克尔之前的可能性,而在1974到1978年之间究竟还有哪些有关于“生态批评”的历史细节,也一样乏人问津。是否读过两位先驱者的著作本身.更不会影响到将之作为生态批评史的知识来广为传播了。

  但国内生态批评的史前史,却很能激起一些人考据的热情。早在1987年鲍昌在他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就收录了“文艺生态学”的词条,似乎凭这一点,就能证明“本土生态理论体系的构建”与西方“同步”的性质①。与这一“影响的焦虑”相伴的,是众多寻求“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思想”的努力。这显然并非生态批评领域的“独特景观”.因为在解释传统中国的近现代转型时.一度也流行着这么一种“古已有之”的论调。源头不断上溯,所谓的“早期现代性”.似乎在两宋时就已留下蛛丝马迹了。当然,这一思路在中国式生态批评上应用得更为彻底.不但诸子百家的时代就有着古朴的生态观念,而且《诗经》乃至《尚书》里,便已隐藏了丰富的“天人合一”的理想。

  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向历史纵深处追索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本来就是生态批评的一个传统。所谓的生态意识,显然包含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它本来就是古已有之的,但这种向源头追索的前提,却是以现代社会不断频发的生态危机为前提的。作为常识,人不可避免地要生活在自然之中,却并非总对自然感恩戴德.而自然也并非总意味着无限的福祉,它的诡谲多变,便时刻提醒着危险和灾难无处不在。所以,企图逃离的冲动和无处逃离的现实.一方面激发了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潜能.另一方面却也催生了对自然又爱又恨的生态意识。这却又产生新的悖论: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看起来是大大提高了,但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却又愈发显示出它的凶险乖戾和无法控制的一面。于是,担心自然突如其来的毁灭性报复便成了一枚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在这种情况下被不断催生的生态意识.虽一再试图召唤对自然的古老敬畏之心,但却为了对人类知识体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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