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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的碰撞


□ 黄进兴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黄进兴

  中国与西方向来被认为两种最具历史意识的文明,彼此的交流史不绝书,但却各白发展出别有特色的史学,隔绝竞达数千年之久。这种情形直迄清代末年方有改观。始白20世纪之初,凡是志在打倒固有史学、开辟新局的史家,均资“新史学”为名号,以正当化其揭竿起义的事为;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外均层出不穷,殊值留意。不料于此,中西史学终于有了一个汇聚点。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一文,直可以视作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而在西方,则有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学》一书,相互辉映。中、西“新史学”各有根源,内容亦不尽相同,但是“新史学”的“新”字,除了标示时间的序列,本身即是价值所在,而至于内容为何,似无关紧要。盖自20世纪以来,新史学运动在中、西均前仆后继,此起彼落,迄21世纪,西方犹有标示“新史学”,大谈最新历史动向者。在中国,“新史学”经梁氏登高一呼之后,传统史学洞门大开,积极迎纳西方思潮。自此,中国史家为求改造传统史学的企图始终未曾动摇。而后现代主义恰巧代表晚近西方一股崭新的思潮,其遭遇甚值观察。在讨论二者之间可能的关系之前,首先,必得了解中国新史学的趋向及其与传统史学的区隔。其次,才能叙及后现代主义大致的论旨,特别是它对新史学的冲击。

  梁启超鼓吹的“史学革命”,虽发生于百年之前,但其所厘定的方向,却有变,有未变。有变的是:当时为应付时局所引介的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史学,今皆时过境迁,需要改弦更张。原来于中国旧学问当中,便有“崇经黜史”的倾向,史学并非全然自主。唯清季以降,经学不敌强势西学,其解释典范日趋式微。史学在无所凭依的状况之下,只得汲汲寻求外援。梁氏之热衷引介进化史观便是极佳的先例。王国维指出:“自进化之论出,学子益重历史。”稍后的傅斯年也承认“史学之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但进化史观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度危机重重;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则大受质疑, “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之说反甚嚣尘上。举中国史为例,我的同学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倡议“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便获得不少的回响。

  梁启超的“新史学”中未变而影响深远者同样有两点:其一,是“史料”基本概念的确立;其二,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这两项预设转化了传统史学的性质,使今日中国史学得以加入近代史学行列,而与之祸福与共。

  首先,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费了绝大篇幅,反复阐释“史料”这个概念。史学之有别于玄学或神学,其立论不可端赖穷思冥想,却必得立在具体的证据——史料之上。依照数据形成之早晚先后,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两大类别。在史学论证过程,“直接史料”最具分量,不得已方退而求诸“间接史料”。要之,“直接史料”(或谓“原始数据”)与“间接史料”(或谓“二手资料”)的分辨,正是奠定西方近代史学的基石。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中现身说法道:“我见到这个时代的来临,吾人不复将近代史(modern history)建立在间接的报导之上,甚而同时代的史家除非拥有一手的知识,亦不予采信。我们宁可把史学从目击的叙述与最真实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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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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