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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新吏学”的碰撞


□ 黄进兴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黄进兴

  中国与西方向来被认为两种最具历史意识的文明,彼此的交流史不绝书,但却各白发展出别有特色的史学,隔绝竞达数千年之久。这种情形直迄清代末年方有改观。始白20世纪之初,凡是志在打倒固有史学、开辟新局的史家,均资“新史学”为名号,以正当化其揭竿起义的事为;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外均层出不穷,殊值留意。不料于此,中西史学终于有了一个汇聚点。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一文,直可以视作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而在西方,则有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学》一书,相互辉映。中、西“新史学”各有根源,内容亦不尽相同,但是“新史学”的“新”字,除了标示时间的序列,本身即是价值所在,而至于内容为何,似无关紧要。盖自20世纪以来,新史学运动在中、西均前仆后继,此起彼落,迄21世纪,西方犹有标示“新史学”,大谈最新历史动向者。在中国,“新史学”经梁氏登高一呼之后,传统史学洞门大开,积极迎纳西方思潮。自此,中国史家为求改造传统史学的企图始终未曾动摇。而后现代主义恰巧代表晚近西方一股崭新的思潮,其遭遇甚值观察。在讨论二者之间可能的关系之前,首先,必得了解中国新史学的趋向及其与传统史学的区隔。其次,才能叙及后现代主义大致的论旨,特别是它对新史学的冲击。

  梁启超鼓吹的“史学革命”,虽发生于百年之前,但其所厘定的方向,却有变,有未变。有变的是:当时为应付时局所引介的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史学,今皆时过境迁,需要改弦更张。原来于中国旧学问当中,便有“崇经黜史”的倾向,史学并非全然自主。唯清季以降,经学不敌强势西学,其解释典范日趋式微。史学在无所凭依的状况之下,只得汲汲寻求外援。梁氏之热衷引介进化史观便是极佳的先例。王国维指出:“自进化之论出,学子益重历史。”稍后的傅斯年也承认“史学之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但进化史观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度危机重重;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则大受质疑, “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之说反甚嚣尘上。举中国史为例,我的同学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倡议“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便获得不少的回响。

  梁启超的“新史学”中未变而影响深远者同样有两点:其一,是“史料”基本概念的确立;其二,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这两项预设转化了传统史学的性质,使今日中国史学得以加入近代史学行列,而与之祸福与共。

  首先,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费了绝大篇幅,反复阐释“史料”这个概念。史学之有别于玄学或神学,其立论不可端赖穷思冥想,却必得立在具体的证据——史料之上。依照数据形成之早晚先后,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两大类别。在史学论证过程,“直接史料”最具分量,不得已方退而求诸“间接史料”。要之,“直接史料”(或谓“原始数据”)与“间接史料”(或谓“二手资料”)的分辨,正是奠定西方近代史学的基石。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中现身说法道:“我见到这个时代的来临,吾人不复将近代史(modern history)建立在间接的报导之上,甚而同时代的史家除非拥有一手的知识,亦不予采信。我们宁可把史学从目击的叙述与最真实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来。”

  梁氏接受了这种史料概念,可预料地对传统史学必起了莫大的颠覆作用。首当其冲的,便是动摇传统史学经典的权威形象。譬如,帝制时代尊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在梁氏新观点的审视之下,只是卷帙浩繁的“史料”而已;在印证个别论点时,其价值反不如金石铭刻、地方志、文集笔记来得直接,来得信实可靠。这种观点彻底转化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评断。柳诒征说:“吾国诸史仅属史料,而非史书。”便是明证。更有甚者,梁氏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疏通成“六经皆史料”,以方便衔接西方史学。

  上述的“史料”概念实为中国新一代史家所共享。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中,批评“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职是,特别强调:“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反过来,他批评传统的中国史书:“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列“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参考书目中,胡适建议阅读的正是同样为梁氏所取资的朗格诺瓦(Charles VictorLanglois)与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英译本。要知《史学原论》与伯伦汉(Ernst Bernheim)的著作在西方史学具有同等的份量,均代表兰克史学于世纪之际的再兴。此外,受业于胡适、复为兰克史学的践行者傅斯年,更直截了当地宣称:“近代的史学只是史料学。”他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换言之,“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傅氏对“史料”极端重视,毋怪后人径以“史料学派”标示他所领导的“史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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