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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中国民族主义


□ 陈丽娟

  “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性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以在地原住民为主体进行本身的国族建构,朝新兴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迈进。这些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仅是对其他国家展示其主权的确立,对其国家内部的个人和种族等社会群体而言,也标示着一个新的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过去半个世纪的研究表明,东南亚华人经历了很多变化。作为这些新兴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与族群属性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这里我想谈谈海外华人,特别是马来西亚华人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在过去一百年来的种种转变。
  马来亚大学何国忠博士在讨论“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时指出:“‘马来西亚华人’这个身份出现了两种互相区别而又有联系的指涉。‘马来西亚人’是一个政治身份,而‘华人’的属性又和文化息息相关。”从政治上来说,华人的身份当然可以在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一分为二,但是从文化上来说,华人知道这样的身份指涉着一个延续意义的符号。问题也许还更为复杂。“马来西亚华人”作为一个文化身份,其文化的积累既有中国的痕迹,也有马来西亚的烙印。作为一个“延续意义的符号”,其历史记忆已是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基因的组合,无法断然切割。政治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区分对马来西亚华人来说已经不再形成困扰。然而,面对友族关于国家效忠的不断质疑,华人在强烈维护本身文化身份的行动中难以说服对方,在马来西亚民族形成与建构的过程中进退维谷。
  
  “文化的”与“政治的”民族主义的消长互动
  
  史家评论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多从政治或政治意识的角度切入。这一点原无可厚非,因为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普遍上按政治性的定义来进行,“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观点基本上广为学者们所接受。然而,文化民族主义可以作为民族主义系统的主体性架构,以维系族体的道德、价值及文化取向,从而把民族的个别特征标准化,构成同一族群的文化价值。因此,文化民族主义的作用也应予以重视。回看马来西亚,由于“民族”不是天生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而是在特定的时空下型塑出来的“想像的共同体”,加上近代中国内部错综复杂又高低起伏的政经发展,东南亚华人(尤其马来西亚华人)在母国原乡记忆和殖民地政府的想像下产生的民族主义系谱,展现出色彩斑斓的图像。
  海外华人史专家王赓武教授认为,一九五○年以前,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意识可以分为“历史认同”和“中国民族主义认同”。“历史认同”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宗族起源与种族分支的忠诚等原生性元素,是一个导源于华人本身的家庭体系和籍贯的情感核心。由于这种“历史认同”是向后看的,极少具备什么主张,当地的殖民官员和原住民上层人物都能够容忍华人以这样的方式来保持华人属性。华人的“中国民族主义认同”是在一九二○和一九三○年代受到来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激发而产生。王赓武教授提到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性质并不是由一种热情的自我发现所决定的,而大都是由来自中国受过教育的华人巧妙游说所决定的,因此是一种“从外部训出”的民族主义。当地华文教育中的中国教师和报人的努力宣传确立了这样的认同,数以百计的华人中小学的建立巩固了这种身份认同,中日战争以及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使这种身份认同更为强烈,更富感情色彩。
  在考察马来亚华人政治模式的分析中,王赓武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集团说”:甲集团与中国政治保持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并总是关注着自己与中国的共同命运,政治色彩最鲜明;乙集团由精明而讲求实际的多数华人组成,他们关心的是贸易和社会团体的低姿态和间接政治,常常给人以不问政治的印象;丙集团小而不稳,不能把握自己的特性,但一般都抱有对马来亚的某种忠诚。就华人民族主义而言,甲集团的民族主义倾向最为强烈,而丙集团的最为淡薄。王赓武教授强调它们不是静止的集团,彼此之间往往发生双向流动。同时,华人不但在集团立场上存在着分歧,在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上也存在着差异。尽管马来亚华人内部的政治状态存有很多差异和变数,但不论它是否确如王赓武教授所说的那样——不成熟、肤浅、具依赖性而缺乏自我运动能力,当时的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升降变化始终跟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
  王赓武教授的分析和颜清湟教授的看法有很多近似之处。颜清湟教授在讨论华侨(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起源时指出,华侨对中国命运的强烈关切是华侨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这种强烈的感情部分起源于种族和文化,部分起源于社会和政治的条件。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的中国,以便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华侨民族主义既是移民对他们祖国的热爱的表现,也是他们用以抗衡居留地政府的敌意政策的武器。然而,对于当时苦难较少的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侨来说,其民族主义的诱因不是当地的敌视,而主要是由于对中国的前途和国际声望的关心所引起的。中国的政治变动引发了新马华人对中国局势的不同反应,本地华社在清政府、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拉锯,促成了新马华人社会分歧的政治的民族主义。与政治的民族主义同时存在的还有文化的民族主义。基于保存本身文化认同的强烈意愿,本地华社致力恢复儒家的文化标准,在文化混合的殖民地社会宣扬传统价值,推行孔教复兴运动。通过清政府的领事、外交官等官方人物的激励,以及中国的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启导和影响,新马华人社会中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运动日渐成长。颜清湟教授将这股华侨的民族主义,裁断为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支流,而不是东南亚当地的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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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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