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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口有余,饥渴不足


□ 莱本尼兹

每天清晨醒来,略萨都要琢磨一小会儿,到底身在何处:洗手间在左边的是马德里的家,在右边的是伦敦的房子,需要一直往前走的则是在巴黎的公寓。和许多南美作家一样,略萨也很早就周游欧洲列国,不仅如此,欧洲对他而言俨然自己的故乡,尽管他似乎并不认同博尔赫斯自称“生于流放地的欧陆人”的说法。
略萨代表着一个充满自我意识的南美洲,它既要摆脱美国的监护,也要独立于欧洲。每年略萨都会回到故乡,在秘鲁利马住上个把月。用法语中“无处不在的天才”这个词儿来形容略萨一点儿不足为过,众多栖身之所在他眼中皆是桑梓归处。他有令人惊叹的能力,去适应新的环境,并将其作为对象融入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关怀。他曾应柏林高级研究所之邀,在柏林住过一年。在此期间,略萨不仅每天上德语课,而且完成了他的回忆录,同时还撰写一本关于一位柏林人的书——那个“忧郁而愤怒的家伙”叫奥尔格·格罗兹。
我们在伦敦见面。一如二十多年前,我和略萨以及他的妻子帕特里嘉在南肯辛顿的黄昏里散步。他们告诉我,从他们临街角的住所透过开启的窗子,可以看到一间半跃层的起居室,一张巨型书桌上摞满手稿。这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是多么旺盛的迹象!而这些文字构成的静物却是“物是人非”——它们都是作家阿瑟·柯斯勒的译稿。他和妻子辛提娅在前一天一同自尽辞世。
略萨生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家庭,所有成员都热心于政治生活,并明确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略萨丝毫没有“忧郁而愤怒”的痕迹,而是一个明朗和随顺的谦谦君子,友善而不矫情。他近来在忙什么?“我在写一部爱情小说,所有和场地、场面有关的东西都带有自传性质。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利马,六十年代的巴黎,七十年代的伦敦和八十年代的马德里,都是我居住过的城市。爱情故事对于作家是最具有挑战性的题材!我感觉自己对精确的苛求几乎躁狂偏执,和福楼拜如出一辙。尽管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我还是在每一个城市都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以确保环境氛围不出差错。”
除了小说,略萨依旧定期给西班牙《国家报》写专栏。这些文章被世界上很多报纸和杂志转载。他是什么时候成为政论撰稿人的?“这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末,当‘介入文学’的口号让萨特声名大振的时候。和盛行思潮同步的还有天真稚嫩,我们那时认为萨特所言字字珠玑,也曾深信不疑:如果一部小说可以正确地反映信念,写作就可以改变世界。然而萨特在政治上的歧途很快让我的狂热冷却下来。”尽管如此,略萨还始终认为自己是个介入型作家:“对我而言,文学不能仅仅是风雅消遣。我需要让写作释放作用力,在这一点上,我依旧是萨特钟情的猎手。”
一九九○年六月,略萨在秘鲁总统大选中不敌藤森谦也而败北,尽管他在之前的民意测试中曾更被看好。在回顾自己的政治抱负时,略萨不无自嘲与从容:“我现在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有竞选某个政治职位的念头,我当时的想法有点儿疯。我并不具备成功政治家应有的诸多前提条件。从政需要对政治有胃口,而我从来没有体味过这种需求。也可能我曾经对政治很有胃口,但缺乏真正的饥渴。我事后惶恐地告诫自己:如果大选胜出,你将与写作绝缘,甚至可能不会再读书!”他的话语中没有掺杂遗憾:“参加总统竞选本身就是重要的经历,因为它带给你的面对秘鲁时事问题的那种强度,是仅以笔耕为生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身在异乡欧洲,略萨会怀有怎样的情感回望南美呢?“我认为最重要的趋势是,近来左派政党的新锐在南美很多国家纷纷掌权,他们不再拾掇老左派的牙慧。比如说巴西的卢拉,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再有乌拉圭首次当权的左派政党联盟‘广泛阵线’。以基什内尔为例,他虽然口若悬河,是个无可挑剔的激情演说家,但是他所遵循的经济政策则完全冷静,定位于功用实效。许多南美政治家的修辞语汇都刻录有左派口号。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卡斯特罗或者乌戈·查韦斯,但是他们推行的政策具有福利民主的内核。目前在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执政的是左派群体,而民主机构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略萨颇为担忧地关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发展。在他眼中,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是个“极具煽动力的自大狂”,依仗国家石油贸易的收入所网罗的财力使之更加危险。没有哪个政客比查韦斯更直接地通过全球化捞得权力了,然而恰恰是他,梦想着一个和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回归本土根系的次大陆。他是土著主义的主要资助人,支持该社会政治运动在整个南美洲调动原住民。查韦斯鼎力支持玻利维亚高地的领导人艾沃·莫拉雷斯,他很有可能成为玻利维亚未来的总统。
玻利维亚的情形让略萨很难过。“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对我有切肤之痛。我曾长期在玻首府科恰班巴市生活,我深爱这个国度。然而玻利维亚的发展前景暗淡,那里鲜有向民主道路发展的迹象。人们既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潜在的军事政变可能,也很难避免落后高地和现代圣克鲁斯省之间的内战。如果如越来越多的人所预料的那样,让相对富庶的圣克鲁斯宣布独立的话,这将会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如果莫拉雷斯上台,这就很可能会发生。玻利维亚国内已经产生裂痕——上层社会和大众严重脱节,相隔霄壤。然而另一方面,矿工和高原农民的抗议运动也并非完全情投意合。”“他们一边说阿依马拉语,另一边说克丘亚语,各自的利益很少存在交集。他们的领导人中也有不少并非‘土著’。莫拉雷斯就是西班牙后裔,这也许恰恰是他无限升级自己政治要求的原因。如果他准备做任何妥协的话,无疑会被‘土著人’理解成软弱。莫拉雷斯连克丘亚语都不会说,是个典型的殖民后裔。在如今的玻利维亚,族裔差别越来越被应用为政治分歧中的武器。类似的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南美。这种政治筹码在世界范围内都通行,被依据各自利害普遍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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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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