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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龙日暮还行雨


□ 王春瑜

  蔡尚思先生以一○四岁的高龄辞世,开创了中国历史学家的长寿记录,我作为这位人瑞的众多弟子之一,悲哀之余,又深感自豪。
  蔡先生所以能享高寿,固然与他长期坚持体育锻炼、七十五岁时还在操场跳高、一直洗冷水澡有关。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童心未泯,个性率真,胸怀坦荡,遇事每每特立独行,老而弥坚。
  我是一九五五年考入复旦历史系的。蔡先生是系主任。开见面会时,老师们当然都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有几位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谭其骧教授当时显得很年轻,手里拿着一把很精致的折扇,一边摇一边说:“我本来喜欢文学,但最后还是研究历史,历史很迷人。”靳文瀚教授说:“我研究过政治学、法学、军事学——在美国留学时,对各种武器的性能,非常感兴趣,但转来转去,还是觉得研究历史好,便研究世界现代史了。”针对有些同学被录取到历史系,并非第一志愿,因而闷闷不乐,陈仁炳教授说:“旧社会男女结婚,很多也不是双方志愿的,但进了洞房后,就慢慢两情相悦了。我相信这部分同学与历史专业也能建立起感情。”他说得很形象,不少同学都笑了。但是,蔡先生的讲话,却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说:“我出身在农民家庭,小时愚钝,又不努力,读小学时所有功课全不及格!我哥哥也一样,真是难兄难弟啊!”同学们听了,不禁大笑。蔡先生嗓门宏亮,而且富有表情,我立即感到,这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师。他又说,“不过,我后来发愤苦读,北上京华问学,在南京国学图书馆,每天读书十七八个小时,除诗集外,该馆的经、史、子、集,我全部读了一遍,抄录的资料,装了几个麻袋,终于成了历史学家。你们比我聪明,只要认真读书,将来也一定会有成就!”就我对当代历史学家的管窥所及,说自己儿时笨、成绩差的,除了蔡先生外,大约只有谢国桢先生了。
  事实上,蔡先生有时真像个老顽童。我清楚地记得,他在给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思想史》时,认为吴稚晖是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说:“吴稚晖居然说茅厕里的石头也是有生命的!唔唔唔,这个吴老狗,这个吴老狗……”一边说,一边连连摇头,满脸不屑,一只脚还不断踢着,我们都哈哈大笑。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八日,我到上海后,即去复旦第一宿舍探望蔡先生。这一年,蔡先生已九十一岁。他与我聊天时,依然谈笑风生,甚至是手舞足蹈。他说三十年代初,他曾去苏州拜望章太炎,看着老先生为人写字,润格甚丰,“好大一扎钞票啊,看得我都傻眼了”,边说边离开座位,蹲在地上,眼睛斜视,似乎正看着太炎先生数钱,并伸出舌头。我一边笑,一边赶紧把他老人家扶起,他连连说,我不要紧的。我当时就想,中国不可能找出第二个这样可爱的老学者。在另一次交谈时,他说好多年前,他有一只牙坏了,他感到其它的牙也不是好东西,要医生全部拔光。陈圭如教授(胡曲园先生夫人)闻讯,说:“世界上哪有你这样的拔牙法!”我觉得这很可笑,但他却表情严肃。他批评时下有些人写文章瞎编乱造,有个记者写他“毕业于德化中学”,他说:“其实,当时德化只有小学,根本没有中学,我就是小学生嘛!”这一天,我的日记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时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我拿出一把纸扇,堪称不同凡响,上面有我认识的文坛、学苑师友亲笔签名,如于光远、丁聪、方成、王元化、王若水、王蒙、冯其庸、乔羽、朱正、李锐、李普、李慎之、吴江、何满子、牧惠、柳萌、张思之、流沙河、贾植芳、梅志、曾彦修、黄宗江等数十人。这年蔡先生已九十四岁,前一年,因胃癌开刀,不久前又因气管炎住院,刚回家不久,人比过去消瘦,但思维、精神、嗓门依旧。我请他在扇面上签名,并开玩笑说:“您老签了名,这把扇子就是革命文物。”他说:“不够格。”我将扇面摊平,蔡先生放在大腿上,签上名。他本来手有些抖,签名时,却一点未抖,字迹遒劲,宛如刀刻,真奇迹也。我请他写上九十四岁,好让我们也沾点福气,他提高嗓门说:“我从来是忘我,不记得自己年龄的。”拒绝。
  一九五八年,意识形态领域越来越左,到处搞什么“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蔡先生是中共党员,带头在复旦工会小礼堂召开全系师生大会,批判自己。二位老师的发言最为特别。陈守实先生说:“你的书与文章,光是骂人,有什么用?你要是想骂我陈守实,我躺在地上让你随便骂好了!”此话很尖刻。(按:刘伯涵学长一九八○年告我,陈守实师是当年陈望道先生主编的杂文、小品杂志《太白》的发起人之一,说话常带杂文味。六十年代初,有次市委宣传部请他做宗教问题的演讲,结果听众寥寥,他在教研组里说,“下次请我做报告,干脆就到楼梯洞里算了!”)陈先生的发言,使蔡先生很尴尬。周予同先生素来宅心仁厚,他本来不愿批判蔡先生,但系领导要他发言,他只好很幽默地说:“蔡先生的大著《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第一页就是蔡元培先生的像片,上面还有他的题字‘尚思吾兄’如何如何,大概蔡先生是要让读者知道,蔡元培是本家吧?”周先生是笑着说的,分明是开玩笑,会场上也是笑声一片。但这样一来,似乎让人会误解成蔡先生有攀附之嫌,这同样使蔡先生尴尬,我记得当时蔡先生脸都红了。会议结束,蔡先生发言,对陈、周二位先生的发言,不但没有怨言,还感谢帮助,称这二位都是他的前辈。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刊出我回忆陈守实、周予同、王造时三位老师的文章,文中曾述及这次小礼堂的大批判。次年冬,我在团结出版社出版了《阿Q的祖先——老牛堂随笔》一书,内收此文。一九九四年初夏,我给蔡先生寄去一本,目的是供先生消遣。但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七月二十六日,他给我寄来一封信,说了些夸奖的话后,写道:“关于一九五页所述周予同先生说我编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要让读者知道我与蔡元培是本家一事,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几年前有来访问的一个日本代表对我说:东京有人传说您是蔡元培的侄子。还有一个安徽的读者来信称我是蔡元培的儿子。我都立即声明:他只是我的老师而没有其他的关系。他是‘浙江蔡’,我是‘福建蔡’……我一向反对攀龙附凤,妄认亲戚。假使周先生有此笑话,我一点也不怪他。”“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蔡先生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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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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