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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书史”


□ 何朝晖

  就传统的悠久和丰富性而言,中国和欧洲拥有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两种书文化。有趣的是,尽管相隔辽远,学术传统和理论方法大相径庭,中西书史研究却都不约而同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兴起。
  一九一七年,叶德辉用文言文写出了中国书史的发轫之作《书林清话》,由湘潭叶氏观古堂刊刻出版。一九二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收入陈彬、查猛济写的《中国书史》,第一部用白话文和现代学术体例撰写的中国书史著作问世。中国书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植根于中国深厚的版本目录学传统,近百年来的发展基本延续了叶德辉等人开创的学术理路,注重对与书籍本身紧密相关的形态、版本、内容和书籍编纂史、出版史的研究。而以格雷格(Walter Wilson Greg)、鲍尔斯(Fredson Bowers)、费弗尔(Lucien Febvre)、麦肯锡(Donald McKenzie)、夏蒂埃(Roger Chartier)、达恩顿(Robert Darnton)等人为代表的二十世纪西方书史研究,则成为目录学与文学、经济学、社会史等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纠结。
  近十余年来,国外汉学界悄然兴起了一股中国书籍史研究热。一九九六年Late Imperial China(《清史研究》)出了一期中国书史研究专号。此后各种学术会议、研究论著层出不穷。与国内研究书史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学专业(如今几无例外与时俱进地改称“信息管理”专业)和文献学专业不同,研治中国书史的西方学者大多出自欧美大学的历史系。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介入,为有百年历史的中国书史研究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汉学家们的中国书史研究深受西方书史研究的影响,不少理论和方法直接或间接来自对欧美书史理论的移植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内中国书史学界来说,无论是推进研究的深入还是拓展新的天地,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可谓新近海外研究中国书史热潮中译介到国内的首部著作(卡特[T.F.Cater]和钱存训的著作属于更早的学术周期)。如果要通过一部著作来窥探西方学者研治中国书史的成果,我以为这是比较适合的一部。首先是它所采取的宏观角度和宽阔视野,全景式地展现了从宋代到清中叶整个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业的兴盛时期,书籍生产、发行、阅读、流传等各个方面的图景。其次在于所征引资料之全面、丰富。其立论依据除来自中文典籍外,还包括传教士文献等域外史料,并广征中文、日文、英文、法文等各语种当代学术成果。正是基于这样的特点,使之成为了解当今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书史理论、方法和研究进展的一个绝佳窗口。
  中国雕版古籍的生产方式一直是个大体清楚而细节不明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雕版印刷生产的技术细节、工艺流程和生产效率究竟如何?印刷术发明后印本书何时取代手抄本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尽管雕版印刷术至迟在隋唐就已出现,但如同其他任何一项在文人士大夫眼里“不入流”的工艺技术一样,其技术细节在浩如烟海的中文史籍中记载寥寥,而在近代西方东来传教士的著述中却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十九世纪初,基督新教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人到中国传教。当时尚无成熟的中文金属活字,传教士们曾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来印制宗教出版物。他们在选择印刷方式的过程中,将雕版印刷与金属活字印刷、平版印刷等其他印刷方式在工艺、成本和效率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比较和测算,这些资料成为中国本土史料之外对雕版印刷技术最为严谨翔实的记述。这些域外资料的发掘利用,对我们弄清雕版印刷的技术细节,如雕版印刷的生产效率、雕版书籍的最大印数等等极有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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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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