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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书史”


□ 何朝晖

  就传统的悠久和丰富性而言,中国和欧洲拥有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两种书文化。有趣的是,尽管相隔辽远,学术传统和理论方法大相径庭,中西书史研究却都不约而同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兴起。
  一九一七年,叶德辉用文言文写出了中国书史的发轫之作《书林清话》,由湘潭叶氏观古堂刊刻出版。一九二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收入陈彬、查猛济写的《中国书史》,第一部用白话文和现代学术体例撰写的中国书史著作问世。中国书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植根于中国深厚的版本目录学传统,近百年来的发展基本延续了叶德辉等人开创的学术理路,注重对与书籍本身紧密相关的形态、版本、内容和书籍编纂史、出版史的研究。而以格雷格(Walter Wilson Greg)、鲍尔斯(Fredson Bowers)、费弗尔(Lucien Febvre)、麦肯锡(Donald McKenzie)、夏蒂埃(Roger Chartier)、达恩顿(Robert Darnton)等人为代表的二十世纪西方书史研究,则成为目录学与文学、经济学、社会史等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纠结。
  近十余年来,国外汉学界悄然兴起了一股中国书籍史研究热。一九九六年Late Imperial China(《清史研究》)出了一期中国书史研究专号。此后各种学术会议、研究论著层出不穷。与国内研究书史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学专业(如今几无例外与时俱进地改称“信息管理”专业)和文献学专业不同,研治中国书史的西方学者大多出自欧美大学的历史系。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介入,为有百年历史的中国书史研究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风。汉学家们的中国书史研究深受西方书史研究的影响,不少理论和方法直接或间接来自对欧美书史理论的移植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内中国书史学界来说,无论是推进研究的深入还是拓展新的天地,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可谓新近海外研究中国书史热潮中译介到国内的首部著作(卡特[T.F.Cater]和钱存训的著作属于更早的学术周期)。如果要通过一部著作来窥探西方学者研治中国书史的成果,我以为这是比较适合的一部。首先是它所采取的宏观角度和宽阔视野,全景式地展现了从宋代到清中叶整个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业的兴盛时期,书籍生产、发行、阅读、流传等各个方面的图景。其次在于所征引资料之全面、丰富。其立论依据除来自中文典籍外,还包括传教士文献等域外史料,并广征中文、日文、英文、法文等各语种当代学术成果。正是基于这样的特点,使之成为了解当今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书史理论、方法和研究进展的一个绝佳窗口。
  中国雕版古籍的生产方式一直是个大体清楚而细节不明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雕版印刷生产的技术细节、工艺流程和生产效率究竟如何?印刷术发明后印本书何时取代手抄本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尽管雕版印刷术至迟在隋唐就已出现,但如同其他任何一项在文人士大夫眼里“不入流”的工艺技术一样,其技术细节在浩如烟海的中文史籍中记载寥寥,而在近代西方东来传教士的著述中却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十九世纪初,基督新教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人到中国传教。当时尚无成熟的中文金属活字,传教士们曾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来印制宗教出版物。他们在选择印刷方式的过程中,将雕版印刷与金属活字印刷、平版印刷等其他印刷方式在工艺、成本和效率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比较和测算,这些资料成为中国本土史料之外对雕版印刷技术最为严谨翔实的记述。这些域外资料的发掘利用,对我们弄清雕版印刷的技术细节,如雕版印刷的生产效率、雕版书籍的最大印数等等极有帮助。
  雕版印刷发明后的若干个世纪里,印本书的出现并没有立即宣告手抄本时代的终结,在图书流通中雕版书与手抄本长期并存,直至明清许多藏书家的藏书中仍有大量书籍以稿抄本形式存在。何时是雕版书和手抄本作为主要书籍流通形式的分水岭?利用日本学者井上进和胜山稔对现存古籍和书目数据的统计分析,结合史料中的相关记载,周绍明得出的结论不同凡响:直到十六世纪后期,印本才在图书流通中取得了毋庸置疑的统治地位。这个结论来自于对公私藏书的规模、藏书中印本的份额、获得书籍的难易程度、手抄本与印本生产的相对成本等几方面直接或间接的观察。
  十六世纪,商业出版的爆炸式发展使得印本与抄本的消长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潜藏着深层的社会动因——“江南的士人世界已经发生变化”。明代后期,游离于科举仕途之外的大量下层知识分子的参与,对出版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量士人投身于商业出版领域,成为职业或准职业作者、编辑家、策划家、出版家。虽然士人从事出版的现象早已存在,但“晚明卷入出版界的士人的特别之处,是这些士人的数量,和他们为了别人的书籍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范围,以及他们自己从科举和官场中脱离出来”。另一方面,这些士人也是庞大的书籍消费群体,伴随着晚明市民文化的兴起,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图书消费市场。在书籍生产和消费两端都聚集了巨大的能量,出版业的大爆炸也就势不可挡了。商业出版的繁荣意味着民间出版的崛起,出版业中政府传统的支配地位至此让位于私人。书籍产量的大幅增加使得印本在与抄本的成本竞争中最终胜出——若是零星复制,抄写成本更低;批量生产,则印本彰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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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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