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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开放意识与文体多元


□ 王春林

  “在中国文坛,山西素有‘文学大省’之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美称形成,关键的原因在于,在已有六十多年发展历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山西省曾经先后形成过几次创作高潮,而且,这些创作高潮即使置诸于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之下.也仍然具有独领风气之先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一般认为,六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山西文学最起码先后形成了三次引人注目的文学高潮。第一次,是‘十七年’期间以赵树理领衔,主要由所谓的‘西李马胡孙’五位作家组成的‘山药蛋派’。第二次,是1980年代中后期由成一、李锐、周宗奇、柯云路、张石山、韩石山、王东满、钟道新、蒋韵等作家共同推动形成的所谓‘晋军崛起’。第三次,就是我们这里所主要介绍的大约自1990年代中后期起始逐渐形成,在新世纪最初十年推至极致阶段的一次新的文学高潮。虽然说,关于这次文学高潮究竟应该如何命名,依然处于众说纷纭的状况,但这一次创作高潮的客观存在,却早已经为公众所认可,可以说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文学事实。在这里,为了表达的方便,我们姑且把这次文学创作高潮,称之为新世纪十年的山西文学。”从区域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面对自己一年前的这一段文字,我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要具体展开分析的,主要是山西作家群的创作现状,实际上也就是上文所谓新世纪以来山西文学的基本状况。尽管说三次高潮之间肯定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但因为所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明显变化的缘故,当前山西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若干新的思想艺术特质。

  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一种文体多元化情形的出现。无论是“十七年”期间的“山药蛋派”,还是1980年代中后期的“晋军崛起”,山西作家的文学创作成就一贯体现在小说这一文体上。这种小说文体一元独尊的情形,到了当下时代,开始发生了明显的改观。尽管说小说创作依然非常强势,依然是山西文学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文体,但是,诸如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散文随笔等其他一些文体的异军崛起,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一种文学事实。

  纪实文学方面,不仅赵瑜持续着他在全国报告文学领域的领军地位,而且还先后有周宗奇、张石山、哲夫、鲁顺民、黄风、寓真等作家,也都积极地介入到这一文体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创作实绩。最近几年来,赵瑜可以说是佳作连连,相继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革命百里洲》、《寻找巴金的黛莉》、《火车头震荡》、《篮球的秘密》、《晋人援蜀记》(与李杜合作)、《王家岭的诉说》(与顺民、骏虎、黄风、玄武合作)、《开眼》(与柴然合作)等。其中,《革命百里洲》曾经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寻找巴金的黛莉》等作品曾经获得过徐迟报告文学奖。以小说创作而步入文坛的周宗奇,从1990年代起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洋洋洒洒多达二百五十万字的《中国历代文字狱纪实》的大工程之中,其中的《清代文字狱》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磅推出。张石山的《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以一种反思的精神立场,对于山西作协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生动鲜活的记述。寓真一方面倾心于诗歌写作,另一方面利用工作便利接触到了著名作家聂绀弩“文革”中在山西服刑期间的刑事档案,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这部作品在《中国作家》刊发之后,曾经引起很大反响,以至于一时洛阳纸贵,一刊难求。哲夫长期从事环保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属于国内生态意识觉醒较早的作家。此外,鲁顺民的报告文学《380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中国北方的农村和农民》、《送84位烈士回家》,黄风的报告文学《夕阳下的歌手》、《静乐阳光》等作品,也都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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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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