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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夹缬


□ 张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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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缬,中国最古老的“三缬”(绞缬、蜡缬、夹缬)之一,其历史可上溯至东汉时期。古汉语里的“缬”字,专指在丝织品上印染出图案花样。顾名思义,夹缬便是利用雕板在绸绵等物上夹染出预定的效果。唐代的夹缬色彩斑斓,极为盛行,不但诗人们屡屡咏及,甚至敦煌莫高窟的菩萨们也多“穿”着夹缬织物。到了宋代,朝廷指定复色夹缬为宫室专用,二度禁令民间流通,夹缬被迫趋向单色。进入元明后,工艺相对简单的油纸镂花印染风行中原,夹缬终湮灭于典籍,一般认为已经绝迹。
可就在温州市苍南县一座不足100平方米的民间小作坊里,至今仍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这种最古老的织染工艺。这就是中国最后的夹缬作坊,多年来,它的生死存亡牵动了很多人的视线。
2003年4月10日,又一批日本工艺界人士来到该坊。这是一支21个人的日本团队,团长佐藤先生出身蓝染世家(日本1/2的靛青染料由他提供)。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来临遭到了作坊主薛勋郎的竭力拒绝。由于没生意,61岁的薛勋郎已基本停止生产,并且做好改行的准备。但是没生意的作坊偏偏不断地有记者、专家跑上门,又是报道又是研讨。刚开始时,薛勋郎也挺受鼓舞,觉得看到了希望。特别是外国友人的到来,薛家更是引为荣耀,“外国人来,名气好,说不定会打开生意。”但是时间长了,“生意”并未“打开”,采风者们便成了薛家的额外负担,薛勋郎开始反抗了:“来的全是专家!好像我这儿是研究部门的试验品。我又没有拿工资,这儿又不是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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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鹤阿牛纹和服晚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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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9窟南壁《劳度差门变》中的两个天人,晚唐,天人素面,高髻,素衣华裙,颜色雅致,花纹富丽,当为夹缬所制。

薛勋郎曾经十分疑惑:“你说这些日本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老是往我家里跑。夹缬对他们有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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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工美系的刘道广教授研究夹缬已经多年。在一封信里,他曾经为我专门阐述过这个问题:“近年日本京都造形艺术大学提出‘艺术复兴运动’,‘京红板缔め(音梅) ’是切入点之一。我观察此‘京红板缔め’即与温州夹缬工艺有关,但日人似不愿承认……”
京红板缔め是用雕花模板紧夹绸棉织物,然后置于植物染料中浸染,技艺基本类似传统的中国夹缬。所制和服属高档消费品,平民阶层仅在结婚时才耗资置办。不过京红板缔め长期存在一些缺陷:一是单色系,白底红图案;二是易掉色,图案不经久。
由于中国久无夹缬消息,日本工艺界并不认为京红板缔め与中国古老的印染技艺有传承关系。上世纪末温州突然惊爆夹缬,日本工艺界大受震撼,从此开始了一趟又一趟的夹缬之旅。日本的传统蓝染工艺同样面临着失传的窘境,只是依靠文化阶层的有意识购买和政府的资助才得以维持。
薛勋郎结缘夹缬纯属偶然。他出身农民,不懂印染。上世纪80年代末,温州城乡经济热潮高涌,人们北上南下,到处开店摆地摊,薛勋郎也跃跃欲试。1988年,46岁的薛勋郎提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旧土布,跟着朋友去见久葆玛萨女士。久葆1921年出生于日本,对中国的蓝印花布有着很深的情结,其时正在上海筹备“中国蓝印花布馆”。久葆在薛的旧土布里随手翻了翻,竟然翻出一块夹缬——浙南夹被!顿时惊喜莫名,因为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古老的工艺在中国已经失传。薛勋郎告诉她:这种被子在温州十分普通,叫“夹被”,每户人家都有,停止生产不过十几年,“想要恢复,也不难”。久葆当即资助5千元人民币,权充启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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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勋郎回到苍南,找染坊老师傅,找雕板老师傅,找靛青老师傅,找土布老婆婆……足足弄了一年多,才为这个“不难”备齐材料,理了个头绪。但在试生产时,却卡在靛青关上,怎么也过不了!作为印染原料,靛青不仅在价格上高于化学染料,在操作上也更麻烦费时:靛青浸染夹缬需分4次进行,前后共约3个小时;化学染料只需30分钟,且是一次完成!另外,靛青的质量受日照、土壤、生产者等诸多因素影响,充满变数,而化学染料则相对稳定。浙南地区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夹缬尚在大批生产。但早在50年代,染料就已改用硫化物了。无奈,薛勋郎只好用硫化染料做了一批样品,送到上海。可久葆女士见到后十分失望,她告诉薛勋郎:“靛青这一关一定得过!硫化蓝拖紫带褐,色泽不纯。更何况天然的植物印染是国际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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