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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贡献与早期散文创作


□ 潘付云

  一、周作人的理论贡献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开始。文学革命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发生的一场全方位的文学变革运动。就整体而言,是理论先行,即先有舆论倡导,后有创作实践。胡适以其《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以《文学革命论》确立了他们在文学革命中的地位。其他先驱者参与讨论的文章也层出不穷,重要的文章有刘半农的《我之文学观》,钱玄同的《寄陈独秀》、《寄胡适》。鲁迅先生的《渡河与引路》中主张白话文运动当以“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并以“改良思想为第一要事”;李大钊初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什么是新文学”,郭沫若提出重内在情感流露的“自我表现说”,成方吾对实用批评的尝试等等,都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文学的本质与路向。
  当时先驱者有一种共识,就是坚信文学革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白话文必将取代文言文的正宗地位。将这种“共识”理论化并形成可以被接受的概念而加以推广的是胡适。他的理论建树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他进化论基础上形成的文学观即白话文学论和历史文学观念论,这两者相辅相成,筑起胡适文学思想同时也是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基本架构。1916年,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具体提出从改革旧文学的“八事”(须言之有物,不劳动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去实现文学变革,其关键就是从语言形式即“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话文学,以此作为摆脱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突破口。1918年,胡适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更明确地标示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
  胡适的卓识在于他并不限于文学本身的考虑,而是要造就“言文一致”的统一的国语,取代往昔言文脱节的状况,以此作为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他的文学改良观是肩负着改革社会的历史重任的。
  紧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加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要求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革新社会之途。这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是一身二任,同时又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文学革命很自然就纳入新文化运动的轨道,而且表现出很浓厚的思想启蒙的功利色彩。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主张提出后,得到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的响应和支持。钱玄同是语言文字学家,他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文势在必行,刘半农则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等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在文学革命理论建设中有着另一重大贡献的当推周作人。如果说胡适等人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革命寻找突破口,那么周作人则更多地是思考与探索新文学的思想建设,他同样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先导者和批评家。周作人最突出的贡献是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标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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