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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文物装饰艺术探析


□ 彭 红


曾侯乙墓文物<a href=装饰艺术探析图片1" />
在距今二千四百多年前的曾侯乙墓(现位于湖北随州市)中,出土了大量富有楚文化意蕴的装饰艺术品和生活用品。众所周知,秦朝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载几乎绝迹。楚墓的发掘与研究,在先秦历史研究中占有独特地位。曾侯乙墓是我国战国早期墓穴。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财富积累的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精美礼器的产生。
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建鼓座,是一件非常巧妙的工艺品。它看上去就是非常繁杂的一堆大大小小的龙。龙是我国古老的图腾,是天子的象征,只有帝王才可以享用此形象。在春秋战国时期,分封的诸侯们各自为王,这就是史称的“战国七雄”。曾侯乙是当时楚地的国君,他的墓穴内有龙的形象作为装饰纹样也就很正常了。在这个青铜建鼓座上的龙,或上或下,或左或右,互相穿插,首尾相接,又各自附有若干小龙,小龙或从大龙口中而出,或盘踞在大龙身上,纷纷绕绕看似没有什么章法。但通过仔细研究、分析,就可看出它们由八对主龙盘绕纠结而成,是均衡的。其上的小龙也相互对称,而不是毫无规律的。溯本追源,其主要设计思想体现了中国朴素的宇宙观——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阴阳相生,循环无穷。其造型结构线来源于太极图形,用一根相反的S形线,把整个结构分成阴阳交互的两极,这两极围绕一个中心(建鼓座的中心,用于支撑鼓的轴心)回旋不息,形成一虚一实、左右相倾、前后上下相随的一种对立而又和谐的美。在二千四百多年前曾侯乙墓中的建鼓座有如此完美的艺术表现,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的艺术奇迹。
编钟是曾侯乙墓随葬品中最庞大的乐器。据湖北省博物馆的考古资料记录,长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短钟架长335厘米,高273厘米……挂钟配件共重1854.48公斤,共用青铜4421公斤。可见当时青铜铸造业之发达。
春秋、战国时期,女乐倡优已遍及诸侯后宫,占据了表演舞台的中心。列国之间还有相互赠送“女乐”的情形。曾侯乙墓中就有殉葬人骨21架。经鉴定,全部是20岁左右的女性,可见这些乐舞艺人被压迫、奴役在社会的底层。因此,编钟架上的支撑柱由六个铜人武士组成,便一点也不奇怪了,它充分体现了统治者的权力欲。曾侯乙是楚地的国君,他的墓穴当然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审美的最高水平。钟架上下两层的铜人塑造得十分写实,整个躯体各部分比例也很恰当,连服饰都铸造得相当逼真。面部表情肃穆,上肢肌肉粗壮,穿着有紧小袖子的服装,顶托横梁(钟笋),既显得自如,又强劲有力。我们从史料上可以知道,当时的服装以“袍服”、“深衣”为主,以大袖居多,而乐舞奴隶的着装不尽相同。他们穿着左衽的长上衣,下着有褶的长裙,这种形制的服饰在周代以前广泛采用,而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则是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形制。钟架上的铜人们之所以被刻画为这种样子,是因为下裳式的服饰便于演奏乐器、翩翩起舞。因其腰配长剑,故可以推断这些支撑编钟架的铜人是当时习武之风盛行的反映。
曾侯乙墓中的铜尊与铜盘是最能代表青铜器制作工艺水平的文物。尊是盛酒器,盘一般作水器用,也可置冰,是祭祀、礼宾时的重要礼器。其造型典雅,制作精良考究,纹饰繁缛华贵。尊与盘的装饰纹样是人们“幻象重构”出来的新生命体,如龙、蟠魑,寓意尊贵、辟邪、吉祥。出土时尊置盘内,拆开来是两件器物,放在一起,又浑然一体。在中国所有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中,它是最为复杂精美的。像这样把两件器物组合在一起的设计理念,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古墓中有所体现,确实是了不起的创造。尊盘中尊与盘的口沿均饰以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这种透空花纹又分为高低两层,内外两圈,形似一朵朵云彩错落相间。将春秋以来的蟠魑纹装饰从平面发展到立体空间,经现代科学鉴定,这是用熔模铸造工艺(失蜡法)制作而成的,在此以前没有出现过镂空的装饰造型。而且,以前的青铜器纹样往往也是极尽繁琐之能,运用大量的云纹、几何形、变形而夸张的鸟兽纹丰富器物的表面,最大限度地运用新工艺,以体现出当时的最高工艺水平。在先秦,人类科学还是处于朦胧时期,这时的人们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观念,原始的图腾信仰仍十分活跃,祭祀活动兴盛而受到重视。同时,工艺制作水平较以前又有很大提高,所以这个时期的青铜礼器显得尤为复杂,与新石器时期陶盆的质朴相比,多了人工雕琢的痕迹,这也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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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2004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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