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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睿智与卓识


□ 黄克剑 丁 聪

  也许只是到近代,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机运的捕捉,对滞后的中国才是那样地契合:它怎样走向世界,它也怎样走向未来。在西方文明以最野蛮的方式震撼东方之后,希图自己民族继续体面存在的中国人,在历史给定的极有限的选择余地内,就自己民族命运问题投下无限思虑和才智。选择总是以比较为前提的,时代就这样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这个在西方被更早注意的课题——提示给中国思想史。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在中国的发萌,或可上溯到西学东渐的初始,但它被作为一个急迫的社会问题提出,却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因为只是在这时,两种文化的愈来愈扩大和深入的接触才引发出早就孕育着的社会冲突。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启了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端绪,此后,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对他们的变法救时的“盛世危言”的申述,都无不以中西文化问题为出发点。“危言”的积极方面,做了戊戌变法的前导,消极方面则为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所摭拾,嬗变为一种所谓“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观。“中体西用”是处于末世的中国封建阶级可能提出的最明智的见解,它表征着这个阶级的胸怀和视野的极限。当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寄希望于政治维新,试图寻求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形态时,他们成为第一批超越这个极限的人,但新阶级的中西文化观的缔造,却是由它的启蒙思想家——被鲁迅称做“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严复着手的。
  历史成全了值得成全的人,在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继东渐之后,西方资产阶级的经典世界观经由严复合乎逻辑地来到中国。这个比千百个江南制造局或更多个北洋舰队重要得多的事件,标志着西学东渐的一个相对完整时期的结束,它带来的是近代科学意义上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在中国的真正开始。先前所做的,至多只是一种准备,现在开始的,才具有真实的结果;这最初的收获,荟萃在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主客平议》、《救亡决论》、《辟韩》等论著和《天演论》、《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等译述中。
  时过八九十年,名作再读,书中的忧患、抑郁、昂愤之感和抗争的勃勃意气,依然激撞着学人的情怀。在那文字深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曾经攀上时代峰峦,为一代改革作过启蒙呐喊的人的睿智卓识。
  
  一、“中之以世为日退”和“西之以世为日进”——中西社会发展观的比较作为民族文化潜在意向的理性显现的社会发展观念,往往以传统意识的形式,调整并制约一个民族的文化脉搏的节奏。辨析民族的社会发展观,是破译民族文化心理、确定民族文化时代价值的契机所在。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从中西社会发展观的比较得到的是一个富有科学价值的起点。
  《周易)、孔、老以降,中国哲学几乎无不确认变易为事物的常则,但变化观念始终缺少进化的意味。《易经》的所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的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直至清代龚自珍的所谓“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都把变化解释成一种没有质的超越,也没有宏观上的确定方向的循环往复。这种变化观用于审视社会,则有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孟轲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都是这种历史循环论的程式化。千百年来,这种社会变化观以理性、潜理性的方式由一代延续到下一代,形成一种顽固的传统意识。这种意识,即使象王夫之那样的杰出思想家也难以脱其羁绊,他的别具一番精神的哲理,曾经象“昭苏天地”的雷声震撼过无数学子的心灵,但一谈起社会嬗变,却只有“治乱循环”之类的迂腐平庸之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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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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