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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研究六十年


□ 郭万金

  内容提要:由晚清而“五四”的经学颠覆是《诗经》研究六十年的逻辑起点,胡适则是不容回避的领军人物。走出经学的《诗经》研究曾作为历史材料在史学领域中演进,经由文学史的重新阐释,逐渐从历史领域回到文学的主阵地,被纳入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畴。六十年的《诗经》研究因现代学科体制的“科学”而成果累累,亦因“科学”的现代学科体制而局限重重。现代学科下的多数研究者抱持着《诗经》是文学,而且只是文学的科学判断,努力还原着被经学所遮掩的“诗”之本色。千余年的经学积淀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中成为被现代科学精神所阻隔的遥远传统。“诗三百”曾是“经”,是毋庸置疑的历史真相,这个传统不能割舍,不能抛弃,不能忽视。不仅要还《诗经》以《诗》的时代,更要还《诗经》以“经”的时代。
  
  两周时期的三百0五篇诗歌,因为孔子的“圣裁”,遂被尊为“经”,进而有了两千余年的诠释历史。汉笺唐疏,宋明义理,清代考据,大抵围绕着“经”的训解与阐述而展开,间或有些“诗”的味道,却也不过是“思无邪”下的文辞玩味。顾颉刚先生曾写过一篇《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将“二千年来的《诗》学专家”的经学解读视为“《诗经》的厄运”。又称:“《诗经》在历来儒者手里玩弄,好久蒙着真相,并且屡屡碰到危险的‘厄运’和虽是一重重的经历险境,到底流传到现在,有真相大明于世的希望的‘幸运’。”在顾先生看来,《诗经》“经过了二三千年,本质还没有损坏”,是宝贵的遗产,是可喜的“幸运”。其实,细细琢磨一下,顾先生所言的“幸运”恰恰是《诗》之不幸为“经”的“厄运”所致。如果没有“经”的圣性维系,这些出自卿士大夫与民妇村氓的吟咏歌谣恐怕不会有“千年不坏”的金刚之体。单是一句“郑声淫”的标签定位,便足以对这些里巷歌谣大肆删削,那容后人聚讼千载的纠缠不休。列朝历代的祭祀乐章亦是不少,大略翻检一下二十四史中的“礼志”、“乐志”,连篇累牍地记载皆是此类,然而,“钦定”认可、“正史”记载,尚且在当时有着相当实用价值的国家乐章却远远不及《诗经》恒久,其命运往往是及“本朝”而止,尽管它们也曾用来祭天祭祖、酬宾宴乐——这些都是“诗三百”曾有过的真实功用。与这些被历史所遗忘的同类诗作相比,成为“经”的三百篇自然是幸运的,而他的幸运正来自于“经”的定位,而非“诗”的本质。然而,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潮之下,作为古史辨派领袖的顾颉刚先生无暇细究其中的错综关系,“给求真的欲望所逼迫,希望洗刷出《诗经》的真相”。径直标出“要使古书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皇皇法典”的学术理念,其核心指向在颠覆“诗三百”的圣经地位,具体思路则是“复古”,还原“诗三百”原始歌谣的本质属性。明确承认,“这固是一个大破坏,但非有此破坏,我们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条生路”。急切的破坏口号中,既有“士志于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智识传统,更有晚清以降,在亡国灭学危机中生发出的救亡意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学术的基本生态是长达百年的屈辱与抗争、汹涌西潮中的挑战与回应,在“救亡图强”的“经世”思潮中,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的一再败北使得“经”无法保持往日的宗主地位,随同传统文化一道在社会转型中承受着时代的洗礼、激进的批判。《诗》之为“经”自是首当其冲的“厄运”,当然招致不遗余力、不容声辩的批判抨击,屈辱抗争、救亡图强的历史课题直至新中国的成立方才结束,而这颠覆经学的“大破坏”自然也便成为了《诗经》研究六十年的逻辑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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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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