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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


□ 李孝聪

  说到地理学就必然会联想到地图,六年前,当我在欧洲各国图书馆、博物馆做流散在海外的中国古地图调查与研究的时候,经常遇到朋友问起中国人画的地图与西方人的地图有什么区别,中国人编制的地图主要反映哪些内容这类问题。地图作为一种图形与符号语言,深刻地反映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水平与人类的生活空间,同时也表现着经过人类塑造的社会人文景观。作为文化思维的产物:用图形和符号编绘的地图,不像只以文字记述的书,不仅表达作者的思想意图,而且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空间的感知和创作时代的社会需求。所以,要解答上述问题,或者说要研究和使用过去时代编绘的地图,不但需要注意地图带给我们的史料价值,而且不应忽视编图者、绘图人当时对地理空间的认知,以及编图人和使用者的目的。
  古代地图表达的“意境”,对地理景物的认知,无论是符合科学的记录,还是来自“传说”的理解,都会给予我们无比丰富的联想和启迪。它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祖先在认知共同生存的这个地球时,是经过了多少艰难,多少跋涉,它使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
  人类最初对地理知识的表达,很可能是用图而不是文字。就目前已经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地图来看,中国人在二千多年前已经掌握了一套自然地理要素、社会人文要素的地图表示方法。绘制的地图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比例,使用从象形到抽象的地图符号,采用正射与透视两种显示方法。
  西晋时期的裴秀更总结出制图的六个原则: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有图像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之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用今天的语言来解释,裴秀“制图六体”所阐述的就是现代绘制地图不能缺少的基本数学要素:比例尺、方位和距离,以及因地形起伏、偏斜和曲折而带来的距离误差如何加以改正的方法。裴秀“制图六体”的理论对中国传统制图学的影响延及了一千五百多年,直至十九世纪清朝末年绘制的某些地图仍在使用他的制图原则和方法。
  裴秀虽然在“制图六体”的“准望”中提出了制图时应订正地物彼此间方位的原则,却没有规定视图的方位。所以,不按现代制图技术绘制的古代中国传统地图,或上北下南,或以南为上,也有以易经的八卦卦位为方位。于是,何为中国传统地图的正方位,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休。有人以为早期中国地图以南方为上是正方向,其实也不尽然。无论汉唐之际,还是宋元以来;无论官绘本地图,还是出自坊间私刻,地图的方位从来都不固定。地图的方位恰恰反映了制图者的文化观念,各种地图对地理要素所采用的不同表现方式,透视的方向,载量的取舍,既代表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反映那个时代的思想和世界观。通过对各类专题地图的分析,可以明了中国人当时是如何理解那块地理空间,又是如何用图的形式来表达目的,不仅自己能明白,也能让其他人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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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7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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