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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就是被大海推到沙滩上的贝壳


□ 李 锐 毛丹青

  毛:现在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北海道函馆汤之川温泉旅馆是有点儿情景的,有音乐有窗外的庭院。今天的谈话,主要谈语言问题。我自己对语言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以前在北京大学做过一个讲演,叫“双语写作是如何影响我的思维的”,因为我的写作有一半是从外文开始的,所以总觉得母语的中文永远是一条河的河床,而外文永远是河面。外文写作的时候无论你河面怎么兴风作浪,但河床永远是安静的。那里永远有一个属于你的本能化的母体,我听你讲演谈到方块字写作的危机感,有句话印象很深,好像是说:“如果世界上的语言被统一的话,树林看不见树林,人只能看到几根树杆儿。大海见不到大海,只能见到几条鲸鱼了。”这个说法我非常理解。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方块字产生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李:其实,对于这个话题,我过去写过文章,专门讲的。昨天在仙台的讲演题目是《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从我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到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个中间的跨度差不多有个二十年,很早的时候,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的中国有先锋小说的兴起,在这之前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当时还有一场现代派和伪现代派的争论,那个时候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以及其他一些作品都很轰动。接下来,在真伪现代派的争论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所谓先锋小说就已经出现了。实际上,我从那个时候就感觉到一个很强烈的危机。我发现整个中国文坛都有那么一个文化姿态,干脆说就是一个下跪的姿态。这个叫我很别扭。一九八六年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因为当时有人约我写所谓现代派跟那个伪现代派的争论,于是我就写了。题目就是“现代派:一个刻骨的真实而非一个正确的主义”。我希望把现代派这件事儿跟大家说清楚。说清楚什么呢?要说清楚现代派和后现代主义这个大的思潮,实际上是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基础之上,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汹涌澎湃的艺术思潮和思想思潮。它极大地深刻地改变了西方的文化景观,这个反思涵盖了整个欧美文化圈,人家这个处境是从“一战”前后就开始的。比如尤利西斯,那是后现代主义作品的鼻祖,一个代表作,算老祖宗!他就是从“一战”前后来的。比如挪威画家比较早的蒙克的《呐喊》,也有人翻译成《尖叫》,那个像骷髅头一样的人,歪着头,抱着耳朵,站在一座桥上大喊大叫的时候,整个背景都变成了扭曲的线条。这些艺术家很早就感到了现代社会从内部产生的一种毁灭性的东西,黑色和残酷的东西。所以说,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一个巨大的反讽、颠覆、解构、批判,还有绝望和幻灭。西方的所谓现代派艺术,是艺术家们坐在真理的尸体上唱出的哀歌。在这里,那种绝望与幻灭,还有切肤的痛苦都是源自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原子弹爆炸那种好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屠杀之上,西方人自以为是最先进最科学最文明最高雅的文化却造成了这样一种毁灭人类的惨剧!而且是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心脏里。这是他们最真实的现实处境,这是他们面对的铁一样的事实,绝不是一个什么正确的主义,不是一个真理。因为西方人,西方的艺术家们不知道用什么主义拯救他们自己。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绝望与幻灭,有这样一个困境,才有了那么多震撼人感动人的艺术作品。但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些东西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就像得救了一样,就好像再次得到了真理一样。在中国,事情变得不是陷入了困境,而是变得再次得到了真理。那种得到真理的满足感呀,你可以看看当时那几位评论家,来不来就喜欢弄后现代主义什么的,你看他们那个语气和那个腔调,再一次向中国大众宣布了真理的到来。好像是在说,今天的真理是我在执牛耳,那个心满意足的感觉溢于言表,满脸放光。包括一些艺术家和作家,以为自己做了先锋艺术家就变成了真理的持有者,就成了宝塔尖儿上最高的那一层。这个心态简直是荒谬透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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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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