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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轻慢执著理想之人


□ 胡 成

在近代西方(日本)强势文化的凝视之下,中国知识精英如何进行自我定位,这是近来后现代、后殖民地研究中较多论及的一个问题。比较而言,中国大陆的研究还似多就中国谈中国,关注中国社会内部的中/西、新/旧、传统/现代的冲突;西方研究者则将之较多放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本土社会交汇的语境下加以考察,因而更多注意到西方的文化扩张不同于它的政治扩张,非由其全盘支配的一个单向过程,而是与中国知识精英共舞的双向互动。就具体的研究成果来看,继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的《唤醒中国》(Awakening China,1996,中译本由三联书店二○○四年出版),史书美(Shu-mei Shih)的《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The lure of the Modern: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1917—1937,2001)之后,鲁思·罗佳斯奇二○○四年出版的《卫生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的疾病和健康的意义》,也讲述了中国知识精英如何通过西方“他者”的想像,将民众转化成可以描述和认知的话语,使之成为一个能被刻意支配和控制的对象。
如福柯所言,随着近代公共卫生的确立,身体管理机制发展得更为严密。原来只是作为个人生活习性的肮脏/洁净,或个人事务的疾病/健康,此时则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民族形象,成为统治权力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弥散和扩张最堂而皇之的借口。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谱系学的研究,罗佳斯奇也清楚揭示了庚子(一九○○年)义和团事件之后,进驻天津的联军将卫生作为论证中国落后一个无可辩解的说辞,使统治和暴力更具合法性和正当性。如他列举的一个事例,即在占领军颁布卫生处罚条例之后,一位年约十五岁的少年在空地上方便,被联军士兵发现,逼着少年用手将排泄物捧起,放到另一处空地上。少年拒绝,士兵用刺刀相胁,少年不得不从命。最具挑衅性的,是当这位少年将排泄物捧起之后,联军士兵却大笑着离开(176页)。西方公共卫生发展史表明,十九世纪之前欧美各城市居民也随地乱扔垃圾和大小便。一六六六年的巴黎才有了第一辆洒水车。直到十八世纪该市家庭主妇处理排泄物还只是每天清晨打开窗户,高叫一声“看水”,遂将尿水从窗口倾倒而下。卢浮宫每天晚上有专人打扫门后和阳台上的粪便。伦敦一八一○年才有用水冲洗的厕所,阴沟将臭水排到城里的河道,致使河道之水臭不可闻。甚至到了十八世纪中叶,马德里的家庭还将垃圾、粪便由窗户扔到街上,虽然政府颁发政令,要求居民在家里修建厕所,却遭到医生们的普遍反对。理由是扔在街上的各种垃圾和排泄物会将空气中有害气体吸收,否则这些气体将危害人的身体。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尤其是一八四八、一八五三、一八六六年遍及欧洲的霍乱流行,当局颁布一系列公共卫生法令,不遵守公共卫生条例从此便是犯罪。与之相应,对占领天津的联军来说,随地吐痰、大小便,以及乱倒垃圾,不啻是对其统治秩序的挑战,自然要受到严厉的规训和惩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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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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