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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灾难岁月生活的艺术


□ 王家新



“这本记事中所描写的异常事件发生在一九四几年,地点在俄兰城……”这就是《鼠疫》的开头。加缪以一种编年史家的笔调开始了他的这部作品。
隐现在叙事过程中的主要人物是李尔医生,他同时也是故事的叙述者(他的这一身份到小说的最后才透露出来)。以他为线索,并通过他的记述,读者得知一场可怖的疫情从春天到来年二月在“俄兰”的发生、肆虐和消退的过程;又看到一个个人物,每人在这场灾难中出场,并显露出不同的态度,而他们或死或疯或良心发现或坚持下来的命运,都给读者以某种触动,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震动。
显然,加缪通过一个见证人和“治疗者”的眼光(他的李尔医生),不仅是记录一场疫情,而且对人类处境、对人类内在的冲突、危机和创伤,对人生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参与和探讨。换言之,这不仅是一份“记事”,还是一个寓言,一部具有某种史诗和神话性质的艺术作品。正如加缪在小说卷首所引用的一句话:“通过一种囚禁来表示另一种囚禁,通过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来表示任何确实存在的东西,这两者都是合乎情理的。”
意想不到的是,在2003年那个异常的春天,加缪的小说竟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某种场景。加缪和他所要见证、抵抗的一切都再次来到我们中间。难道我们经历这一切,是为了加深对一部艺术作品的理解?

正是处在这样一场浓重的SARS迷雾中,加缪对“鼠疫”、对人类“与黑死病天使的角斗”的讲述首先吸引了我。从一只只死耗子无端暴露在人们脚下,到灾难不可阻止地发生;从黑死病的神出鬼没(“像撒旦一样容光焕发”),到焚尸炉冒起浓烟,城市在一夜间变成一个地狱; 从旷日持久的封城,身心衰竭的隔离(“所有车辆都绕开城市离去了”),到瘟神突兀而可疑的消退——“一边撤退一边抓住几个似乎命定的牺牲者”。这一切,真像是一场噩梦。
然而问题在于,“鼠疫”是邪恶的化身吗?在小说之外,加缪本人似乎倾向于这样认为,他曾谈到“鼠疫”主要影射的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和肆虐。我相信《鼠疫》在它的时代语境中,会被赋予这样的寓意的。小说在1947年出版后,成千上万的读者也很可能是这样来读的。好在这样的意义在小说中从来没有直接地表露过。因为在小说中,加缪主要依据的是李尔的视角,而李尔首先是一位医生。
李尔与潘尼洛神父的冲突颇耐人寻味。对于这场带来可怖的灾难和死亡的瘟疫,潘尼洛神父完全是从“天谴”、“神的惩罚”来看的;在他狂热的布道中,人们为了某种不可知的罪已被宣判,黑死病被比喻成“上帝之鞭”;人们要做的,是跪下来忍受它的抽打,而拯救就在其中。
潘尼洛神父不是没有来由的。在美国作家梅维尔的《白鲸》中就有这样一个布道者,告诉人们白鲸是上帝的可畏的使者,体现了冥冥中的神意。而在更早,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就写到流行瘟疫,这出古希腊最有名的命运悲剧把它和弑父娶母罪联系起来,对凶手的追查变成了对自身罪恶(哪怕它是无意间犯下的)的追究。悲剧合唱队那感叹人生盲目、命运无情的合唱,至今听来仍是那样震颤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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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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