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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的假设


□ 葛佳渊 罗厚立

  我们的史学研究到今日的局面,似乎已到了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之时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法论,应该也到了有所总结的时候了。中西史学都源远流长,但若以我们今日大学历史系讲的“历史学”来说,西方史学之独立于哲学,也不过是十九世纪的事;我们中国史学的独立于经学,虽然早就有人主张,章学诚尤强调之,但真正取得平等的地位(以前经史子集的并列,正像士农工商,并不平等)恐怕还是在近代因经学不能“致用”而衰落之后。西潮冲击形成大潮后,有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的“新史学”。但影响久远直至今日的,还是胡适等新文化人的所谓科学的历史研究法。而对中国史学界冲击最大的,或者要算新文化运动师生两辈人皆参与的“古史辨派”。
  胡适的治学特点,就在于最重方法。他化约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箴言,至今为人所引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但就像所有的新典范一样,其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胡适所开风气就不是全无“流弊”,有的新问题其实也正在其开启的治学门径之中。他在一九三二年与人讨论历史研究时说,“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求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而他和其他新文化人在整理国故时,恰已存先入之见,未能真正做到古人提倡的“虚其心”。胡适还没动手整理国故,已先认定“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这个结论,即使是正确的,也应在整理之后得出,而不应是作为预设。
  以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堆积”说著称的“古史辨派”也是如此。他们就是因为先认定古人有意作伪,故一着不对,全盘皆斥。如果依其观念去看中国学术史上从春秋到汉代的一段,简直就是一个作伪的时代。实际上,略带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学术史上“辨伪”的传统,似乎也有一个“层累堆积”的发展过程。早期的辨伪,只是怀疑某书中的字句有伪,到后来则出现整本书皆伪,再以后则一批书都伪,最后才到“古史辨派”推出的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作伪时代。
  这里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怀疑,而且越疑越厉害。宋儒已很讲究“学则须疑”。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到了胡适的记忆中,就变成“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可以不疑的那一半无意中已经在近代的激进语境影响下自我删除了。新文化师生两辈人正是在怀疑这一点上承接了中国学术的考据传统。但古人的最终目的,还是想“由经见道”,是一种有建设意图的怀疑取向。到尊西反传统的新文化人,已不很承认传统典籍为“经”,大约也不认为其中还有多少“道”,其怀疑就走向以破坏为主了。
  新文化人之所以如此,部分也因为他们所尊的西方史学界那时占主导地位的恰是怀疑取向的德国兰克学派,但到本世纪中叶,西方的考据学已完成了从“怀疑”到“理解”的转变。像英国的柯灵乌(R.G.Collingwood)和法国的马鲁(Henri-lrence Marrou)等都主张一种“返其旧心”以理解昔人的取向。大约同时或略早,中国的考据学也出现了类似的转折。从二、三十年代起,像陈寅恪、蒙文通这样的学者就在提倡和实践以“同情”为出发点、通过“上下左右”读书之方法去认识古人、考证古事。这两位大师都基本未使用本世纪初以来大受重视的“地下新材料”,但因其在研究取向和方法论上的突破,其成就决不在那些使用新材料者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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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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