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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蜂王”


□ 张锐锋

“年轻的蜂王”
张锐锋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这些个性体现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个民族擅长的某些东西,对于另一个民族来说,可能就呈现出很大难度。无论是从科学技术,还是文学艺术的方向上考察,文化的差异性无处不在。西方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中,就曾用英语的26个字母排序,列举出从中国传入西方的26项发明创造和从西方传入中国的26项发明创造。而且,他指出,一些事物的发明可能是命定的,比如中国的发明序列中从来没有产生过螺旋。这意味着,每一个民族可能先天地具有某些发现、发明、创造方面的专利权。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问题,也会发现同样的差异。西方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之间的界限,一眼可见。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就针对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出现史诗以及戏剧和小说出现较晚的事实,从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方面给予解释。在他看来,希腊悲剧兴起之时,正是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的时候。那时,希腊文明基本上以雅典一城为中心,文学家的戏剧能够在感召公众方面迅速发挥作用,具有很大的空间传播力量。在这样的人群密集中心,游荡于民间的行吟诗人也能够更好地传诵史诗,传扬几经演变的、文学化了的民族历史。这就是希腊文学早期戏剧与史诗发达的缘由。
但在中国,则地域辽阔,“临淄剧情不习熟于成阳,鄢郢衣冠不见赏于邯郸”,所以,中国文学的才思和用心不在戏剧和史诗方面,而更重于传之久远、依托时间的文学作品。何况中华民族很早就关注自身历史,历史与文学很早就分家,诗歌的功能就不必叠床架屋地表达其所不擅长的内容。这样,从文学个性上说,西方文学因其面对密集的人群倾诉,更倾向于对人的命运的充满悲悯情怀,“在东方则常为外围之磅礴”,与其他各个文明不同,“中国文化在大地面上发展成熟。在一个绝大的地面上,散布着稀落的农村,又分别环绕着一个一个的城圈,那即当时之所谓国与都与邑,又净是经济不很繁荣,人口不很稠密的。国与国都与都之间,一样是稀落的,散布的。”所以,中国文学最早可资借助的资源,只有以各地方言俗语形成的歌谣和传说。它们在雅化的过程中,添加了掌握文字的上层贵族和士君子们的政治理想,“即如十五国风与《楚辞》,显然都不是与政治绝缘的”。
也就是说,不能将这种民族差异仅仅理解为文化性格的差异,而是,不论从哪一个方向上看。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事物,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先天缺陷。中国文学中,一开始就很少关注大自然奥秘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见物咏心,或者用大自然中的一些现象来作譬喻,以论证和暗示对现实生活、政治理想、道德情感和人生命运的种种领悟。尽管在公元四世纪,墨家弟子就发现了一些自然界存在的现象,比如说针孔成像和光影关系,并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物理实验,以验证自己对自然界真理的某些猜测,但其源流并未得到很好的接续,更没有将其纳入文学创作的视野。似乎中国文学家们不屑于将对自然的观察作为自己创作的依据和材料,也或许他们觉得,自然从来只是被利用、被借助的资料,不是被观察、被认识的对象,当然,人也缺乏这种观察和认识能力。要么,许多自然现象可能更多地被视为人事变化的镜像,源远流长的占卜术试图通过某种神秘的人与天的对话,窥破其中的秘密。要么,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姿态,已经成为我们对自然的一种置身物外、飘逸超然的姿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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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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