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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中的文学传统


□ 王纯菲

  新世纪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于文学传统、主要是20世纪文学传统的解构。这一解构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至上世纪末,市场经济繁荣导致的大众趣味的进一步权力化,使这一解构过程更有力度地展开,进入新世纪则迅速进入高潮。解构高潮的标志是代表中国文学传统的精英写作被进一步冷落。不过,这种解构传统的情形是暂时的,随着历史推进,传统延续性将体现出来,而解构的传统碎片也在时代发展中获得新的整合。
  新世纪文学传统的解构,主要在四个方面展开:
  首先,文学写作者的社会责任感的解构。起于上世纪初叶,见于启蒙与救亡的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在上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又体现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倾力奉献及为工农兵服务的责任感;在建国后,体现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责任感;在新时期,体现为为人民服务,为改革开放扬帆助势的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来自写作者社会生存位置的社会确认与自我确认,是一种堪负责任的文化身份及文化意识,它既是文化构成,又是文化授责,而且,它有一种构成与授责的自觉。上世纪末叶与新世纪初叶,全球化进程与跨地域民族界限的市场经济世界一体化倾向,致使文学写作者的民族文化构成以及民族文化发展的身份性授责日渐模糊与游离。文学的商品化及文学写作者的去精英化,大众化,使社会各方面都弱化了先前对文学关注。文学写作者随顺大众趣味赢得大众欢迎,却放弃或疏远了引领大众的责任,放弃或疏远了这样的社会责任感。
  其次,文学的引导与教育功能的解构。文学的引导与教育功能实现于文学的超越性,即精神自由对于现实物质生活的超越,社会普遍性对于现实具体性的超越,历史延续性对于现实时代的超越,以及更博大的人性境界对于现实生存的超越。文学用这样的多层次超越,给予现实生活以不同层次的引导与教育。新世纪以来,作为文学潮流,超越性不断被现实性放逐,关系到写作者直接利益的文学商业属性阻断着写作者的视野,他们更热衷于寻问广大读者时下最期待什么、最欢迎什么,进而用文学写作满足这一期待,获得这一欢迎。而在这样的写作中,写作者现实地弱化或失去对于社会人生的引导与教育身份。
  其三,文学的民族意识与祖国情感因解构而淡化。民族意识的文学营造及祖国感情的文学唤起,是文学社会责任感的民族层次与历史层次的提升。在全球化进程中,有一种淡化民族性与国家性的力量。从长远看,民族性与国家性在稳定的、科学的社会发展与繁荣中具有无可取代的意义。但是,现实的繁荣的喧闹恰恰遮蔽着众人在民族性与国家性问题上深层与长远的视线。民族性与国家性在现实生活发展中的条件性退避或缺失,使得民族的或国家的种种象征性表现,在随顺大众生活的文学写作中也同样地退避或缺失。新世纪以来,激发民族情感,鼓荡爱国热情的作品渐趋稀少,证明着文学的振兴民族精神、强化祖国感情的传统正在弱化。
  其四,用高雅审美趣味陶冶读者性情这一传统正在随顺大众趣味而被解构。高雅审美趣味,是相对人们的日常审美趣味而言。高雅审美趣味是历史的凝聚也是艺术发展的凝聚。新世纪以来,现实以其直接利益关系形成强大的笼罩的逼迫性,使得高雅审美趣味在注重利益关系的现实审美中被遮蔽与排挤。文学写作者身陷功利性审美活动,超越的高雅性被当作远离现实的奢侈之物而弃置,感性愉悦的追求继上世纪末以来进一步向更广阔的题材领域延伸。
  文学传统的解构,使新世纪文学的相当一些写作者都倾向于认为,再按传统写作,再强调文学写作的责任感,强调文学的引导与教育功能等,似乎都有些夸张或者自不量力。 批评界也已放松了对传统标准的坚持。不过,不着意去写,不强调去说,并不意味着传统就此断绝。传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断绝。文学传统在新世纪文学中,是处于“不提之提”的状况。“不提”,是因为现实语境对传统的无所提,“提”,是传统在现实语境仍悄然延伸。
  文学写作的责任身份在不少写作者那里潜化为一种内在矛盾,他们在明示不再为责任而写作的同时,又不断产生未被授责的苦闷,他们不大相信自己还能尽什么超越引导的责任,但又不甘于这种状况。为此,他们报怨时势,在大众趣味中随波逐流又不时地指责大众趣味的平浅低俗;他们赞赏解构既有文坛秩序的后现代倾向,为所谓权威话语去威或边缘化欢欣鼓舞,同时,他们又不断批评文坛失序的种种非理性倾向,强调重构文坛理性已成为当务之急。这类内在矛盾具体到文学写作中,就形成写作者时而不受责任束缚,随主观意愿,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投入写作;时而又控制不住想超越出来,形成文学地求解社会问题的冲动。这种情况见于新世纪文学人物长廊,在千姿百态中也能随时发现其中提升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智慧、哲理及崇善抑恶、扬正驱邪的伦理取向。
  文学的引导与教育传统已很少再体现为理想的性格化的人物塑造,以及人物关系、人物行动的带有某种进取垂范意义的设置与展开。写作者总是更愿意进行这方面的解构,稍见超越便随之进行怯魅,平常化、缺欠化、复杂化、妖魔化已见于各类人物塑造及人物关系、人物行为展示。作品先前那类革命的、英雄的、正面的、进取的、感动的、同情的人物塑造中性格的丰富性,被无所谓革命、无所谓英雄、无所谓进取、感动、同情的人物性格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所取代,这成为新世纪文学解构文学的引导、教育传统的时尚性努力与时尚性标准。这对于阅读,则是欣赏人生百态的热闹。不过,文学的随俗与媚俗虽然在上世纪末已表现为某种主导性,但实际上,大众趣味权力并不是批判的权力,批判的权力是理性的,大众趣味权力只是一种感性的趣味权力,而昔日的精英写作乃是理性写作。因而,在新世纪文学创作中,尤其是曾有着“载道”文学观的精英作家的创作中,文学的道德传统或载道传统都仍然或隐或显,或弱或强地活跃着。即便在随俗的文学写作中,文学传统也仍然持续不断,而且也经常地显出强势。不难发现,新世纪前后的文学写作中,文学写作的那种全能性视角又总是受着写作者想告知人们些什么的调整与组合,这种告知性的调整与组合,体现在人物塑造、体验表现、情感抒发的写作过程中,又在总体上不背离中国传统的道德是非底线,而且这是一条在作品中不难辨识的底线。它潜移默化着一些起码的道德伦理的东西,人物的所行所思尽管良莠混杂,美丑交互,但在起码的道德是非底线上却并不含混。从这一角度说,文学的引导与教育传统的解构,其实是解构着这一传统的时代性——即是非善恶的时代性,在这一解构中传统并没有舍弃其应有的朝向,即传统的历史性朝向,这也是被解构的文学传统的新世纪话语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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