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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汉学的重要著作


□ 张西平


  如果把西方汉学的演变历程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时期,那么,传教士汉学是其学术和思想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它不仅与“游记汉学”相承接,而且它奠基了西方的专业汉学,为西方专业汉学准备了基本的材料和文献,其研究的方法也直接影响了专业汉学。甚至在西方专业汉学发展的初期,它长期与专业汉学并存。欧洲著名汉学家许理和认为,对早期在华耶稣会的研究(十七和十八世纪)是研究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费正清在谈到基督新教的研究时曾说,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是美国汉学研究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一个方面。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重新开始了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成果,何高济等人所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冯承钧和耿升所译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何高济和李申和译的曾德昭的《大中国志》都是十分重要的学术成果。九十年代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大象出版社合作所出版的《耶稣会中国书简集》、《中国来信》、《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等系列丛书,将中华书局谢方先生所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译丛》的学术路向进一步集中在早期传教士汉学上,从而使传教士汉学著作的翻译向纵深发展。
  在研究方面,孟华的《伏尔泰与孔子》、许明龙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黄嘉略与法国汉学》、计翔翔的《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戚印平的《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等著作都是基于传教士基本文献而展开的,从而取得了实质性的学术进展。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金国平和吴志良在澳门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其成就绝不低于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水平。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国内不少的论文和著作在原创性上不够,一些著作充其量是对国外学术著作的转述和介绍,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对早期传教士原始文献的掌握不够,在研究方法上宏大叙事过多,个案和专题研究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推动对西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最重要的仍是对其基本文献和著作的翻译,对专人和专书的个案研究。
  最近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的首批译著,清代入华的法国传教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郭强等译,大象出版社)就是这一思路的一个结果。
  如果从早期传教士汉学的历史来看,法国耶稣会的入华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这不仅预示着葡萄牙保教权的丧失,在华耶稣会内部国别矛盾的开始,而且从法国传教士入华后,传教士汉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李明的书就是这一趋势的开始。在法国传教士入华前,入华传教士已经在西方出版了一些重要的汉学著作,像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金尼格改写的《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柏应理等人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等,现在我们还不能从总体来评价这些著作,因为国内学术界对这些著作尚没有逐一的深入研究。但从笔者所能读到的曾德昭、安文思、金尼格改写的利玛窦的著作以及当时欧洲的一些英文翻译本著作来看,李明的书仍是很有其特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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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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