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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的连续与断裂及其他


□ 王思睿

中国道路的连续与断裂及其他
王思睿

  甘阳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二○○七年六期)中反对许多论者“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来否定其后三十年”,对此我是赞同的。但我认为,甘阳为了反对上述论点而过分强调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连续性,夸大了“延安道路”和“苏联道路”的不同。
  甘阳说:“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能比前苏联东欧国家更成功?中国改革二十八年来,经济成就非凡,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取得这种成功?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释。”这个说法有点武断了。据我所知,金雁、秦晖在《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吉林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及一系列论文中,对于这个问题有相当全面和深入的讨论,远非海外的“中国通”学者能够企及。至于“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也无须等待谢淑丽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告诉国人。中国学者早就阐述过这一点。譬如笔者就在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反思十年改革》中指出:“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头三十年,除了个别短暂的时期,都是处于无计划或半计划状态,占主导地位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战时经济。虽然战时经济也可勉强算作计划经济的一种极端类型,但它与典型的计划经济有着不容抹煞的区别。首先,计划经济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建设;而战时经济的最高法则是以满足某些军事的或政治的迫切需要为生产目标。”金雁、秦晖则把我所谓的“战时经济”称为“命令经济”,同样是用来表示一种不同于“计划经济”的经济形态。
  “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并不需要引入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概念,只需要常识意义上的“破坏”就足够了。一九五○年代前期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可以用对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所造成破坏的恢复性增长来解释,军人在战争中对于厂房机器的摧毁就是“破坏”而不是什么“创造性破坏”。邓小平时代在城市化方面的成就也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破坏”。在毛泽东掌权期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先升后降,二十年间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如果没有这一番折腾,一九七九年后城市化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成功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我在《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载《战略与管理》二○○一年第三期)中指出:“常有人提醒说,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往往见物不见人,忘记了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标准模型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从而为一九七八年以后的长期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当然,这是以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八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为代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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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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