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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外二篇)


□ 吴宝三

  从我记事时起,一直以为出嫁后的女子通常都要在丈夫的姓后面加上自己的姓氏,没有名字似乎天经地义。而我的母亲则不然,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也识不了多少字,但是在公众场合,总要赫然报出自己的名字——程福增。母亲的娘家在山东,与孔夫子同乡,可是,居然没有裹脚。这两件小事,能否视为一位普通妇女对封建礼教和其所处社会地位的一种反抗呢?是的,我以为是。

  东北沦陷那年,父母领着长兄和同龄的堂兄闯关东。一过山海关,风雪漫天,滴水成冰,母亲赶紧让父亲脱下羊皮袄裹在堂兄的身上,而自己的儿子冻得瑟瑟发抖。翌年冬天,抬钱为堂兄娶妻,为这桩婚事,如伍子胥过昭关,母亲急成一头白发。

  父亲读过私塾,能写字会打算盘,给一位磕头弟兄开的店铺“三庆宫”站拦柜,吃劳金。虽是同乡又是磕头兄弟,却是雇佣关系,掌柜的每天吃小灶,伙计们却是另一种伙食了。父亲为人谦和,从不计较,母亲对此深为不平,不愿让父亲寄人篱下,几经劝说,父亲终于答应另起门户,借了点钱,自家出了一张床子,卖些旧衣物之类,后来以高利抬了200元钱,兑了两间临街碱土平房,挂上了杂货店的牌子,算是有了一个小店铺。从此,父母轮流到江南的哈尔滨道外商家批发进货,运回榆林镇零售,日子倒也过得去。那时交通十分不便,从榆林镇坐斗子车(马车)到对青山,再坐火车到哈尔滨,100里路程,一天方能到达。

  赶上阴天下雨,土路泥泞,斗子车走不了,榆林镇到对青山的45里路就只好用步量了。母亲同男人一样.每月都要往返几趟,苦累自不必说,但她从未曾说过一句服输的话。

  进了腊月门,是小店铺最好的时光,农民忙碌了一年,都要来镇上办年货。农民手中的钱毕竟有限,只能买一刀黄表烧纸,一张写对联的大红纸,几张红红绿绿的挂钱儿,一包蜡烛,一把香,请上灶王爷和天地牌,年货就办齐了。一个腊月下来,能挣几十元钱,一家老小甭提有多高兴。母亲不管多忙多累,一到晚上总要点上罩子灯,让我在灯下给她念唱本。书中许多字我不认识,只能蒙个大意,母亲听得认真,常常帮我纠正,并讲解一番。到现在,我仍记得母亲听唱本总结的一套嗑儿:想听武的《响马传》,想听文的唱刘戎,不文不武《两块印》,大风刮走了白秀英……我对文学的兴趣,不能不说与此密切相关,母亲当是我贴近文学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父母亲虽然为生计时有口角,烽火迭起,但在教育子女上有惊人的共识。1950年冬天,长兄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回到家里对二老说,上级已经批准,我要走了。父母听了后异常平静。父亲说,这是精忠报国;母亲说,从古到今忠孝不能两全,你去吧!

  1958年大跃进,这是一个狂热的年代,到处喊亩产万斤粮,到处大放卫星。镇上经常组织商贩为公社试验田抗旱浇水。父亲体弱,母亲充当主要劳力出工,一个夏天未得消闲。两只大水桶,母亲挑起来健步如飞,其时她已年过半百,大家无不对这位一头白发的老太太刮目相看,老邻旧居的同龄人称她为老大嫂,小伙子们都称她老吴大娘,只有这个夏天,听不到有人称呼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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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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