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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情结中的诗坛命名


□ 刘 春

当今诗坛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概念的提出者常常被人指责为“有野心”、“想强行进入文学史”,“中间代”和“下半身”的提出者,都被人反复扣上这顶“帽子”。那么,在各种选本多如牛毛的今天,“文学史”的地位如何?当今时代的文学史是否还具有以往那种权威性?
“80后”、“中间代”、“下半身”是否成立,“主动出击”虽可以壮大声威,“广告宣传”虽可以吸引眼球,但说到底仍然要依靠他们本身具有的实力。如果有文本,被世人接受甚至最终被文学史接受将是水到渠成,没有文本,一切都是空谈。
2002年9月下旬以来,“扬子鳄”、“诗江湖”、“春树下”、“漆”等网络论坛上不断地发生内容比较集中的争论:一批80年代出生的诗人要自我命名为“80后”,而他们中的部分同龄人以及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赞成者有之,“砸砖”者有之,插科打诨者有之,众说纷纭。事实上,从2001年起就有人提出“80后”的概念,也断断续续地在一些论坛发生过争论。而最近这一次争论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论争之激烈、受关注之广,都是历次之最,其热闹的程度堪称新世纪诗坛一景。在笔者撰写本文时,争论仍在部分论坛持续着。诗坛的另一命名“中间代”情况与此相似,这个由福建诗人安琪和广东诗人黄礼孩提出的命名,因为有一大群60年代诗人和多家传统文学刊物的支持,其在诗坛上的反响比“80后”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沈浩波、朵渔等人于2000年夏天提出的“下半身”,更是在文坛上人尽皆知,议论纷纭。至于“70后”,人们的熟悉程度,几乎可以使这个“命名”成为定论。可以说,对“命名”问题的争论,已经成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几年里诗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网络论坛的普及性和自由度决定了发言内容的随意和无序,但只要耐心梳理,仍能找到一些有意思的碎片。有人认为,只要命名成立,“80后”大旗下的诗人就可以青史留名,于是,在70年代出生的诗人操作的《70后诗人诗选》成功出版后,80年代出生的诗人编选出版了《80后诗选》,“中间代”有《中间代诗选》和《中间代诗论》,“下半身”群体则拥有著名的“诗江湖网站”和《诗江湖》纸刊及正规出版的《诗江湖》年度选本。而到了2003年6月,篇幅巨大的《中间代诗全编》的编选工作已接近尾声,即将由北京某出版社出版,《70后诗全编》的成员们则刚刚开始紧张的忙碌。另一些诗人虽然不同意“80后”、“中间代”的命名,但也不否认“命名”的重要性,他们肯定了“第三代”、“朦胧诗”等命名,甚至默认了“70后”这个词汇。(部分诗人虽对前几年的“70后”这一命名持否定态度,他们的观点是“70后这个名词已经成为过去,重要的还是看个人以后的发展”,这态度与其说是批判,还不如说是功成名就之后的反思,其潜在意思是———“命名”仍然是重要的,至少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有效。)还有的诗人念念不忘当下“××代”、“××派”之类的“流派性选本”,把没能进入引为遗憾,或者反其道而行之,把进入这些“伪选本”引为耻辱。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个别诗人一边对别人提出的命名进行极尽能事的讥讽,一边想方设法在某个已经成名的“流派”的“大树”下寻觅乘凉的位置。将这些碎片串联起来,可以得到这么一个印象:曾经被认为“生性散漫”、“不合群”的诗人(不管其本人是否承认和是否意识到),都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或浓或淡的“扎堆意识”和“文学史情结”。
争论的起因是“命名”(“扎堆”)问题,潜在的对象是“文学史问题”,将这两者之间牵连起来的,则是“如果命名(扎堆)成功是否可以进入文学史”,这也是当前诗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或命名能进入文学史?“70后”、“80后”、“中间代”、“下半身”之类的命名是否具有可行性?“命名”风潮与什么相关?“名称”在文学创作传播和文学史中地位如何?等等。本文试图以“80后”为例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使读者得到较为合理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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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诗坛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概念的提出者常常被人指责为“有野心”、“想强行进入文学史”,“中间代”和“下半身”的提出者,都被人反复扣上这顶“帽子”。那么,在各种选本多如牛毛的今天,“文学史”的地位如何?当今时代的文学史是否还具有以往那种权威性?
首先,应该承认,相对于一般性选本,“文学史”的权威性无庸置疑。无论任何时代,“文学史不好进”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因为它是后人写的,谁都可以进的“文学史”肯定是一本充满毛病的劣质出版物,这样的“史”即使进入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近几年,诗坛不时传出“某某人的作品被选入了《中学生课外阅读参考》”、“某具有流派性质的出版物被某大学的教师用作教材(实际上,这些出版物只是被个别教师用于教学参考--教辅--而非正式教材)”之类的消息,当事者因此而欢欣鼓舞,其欣喜程度不亚地方小官得到皇上的召见,其实大可不必。一篇作品进入任何选本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个选本成为教师的参考书也不能证明它能流传千古,如果认为这样就接近了“文学史”,那么这“史”也太小儿科了些。首先,选本、教材与文学史是两码事,两者的深度、广度和权威性都无法比拟;再者,教材是时常更换的,随意性较大,并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改变。比如北方的大学语文教材和南方的有区别,北京的大学语文教材内容和上海的有区别,甚至同一城市不同高校之间的教材也会有区别,同一学校同一科目的教材也常常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更换;同是《当代文学史》,有些地方用洪子诚的,有的地方喜欢陈思和的,有的地方则更青睐于教师自编的;同是“新诗300首”选本,有可能今年用谭五昌的作为教材,明年就有可能用牛汉和谢冕的。在这里面,除了国家在大范围内进行规划,学校和教师对教材的选用也有一定的自由度和自主权。教材尚且如此,教辅资料就更不用说了,也许今天还在用着,明天就弃于一隅。在如此灵活的体制下,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包括各种文学选本)终将随时间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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