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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观物与中国画的美感经验


□ 闫月珍


内容摘要: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是中国画美感经验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画美感经验的源头。“观”体现了身体与自然的联系,“以物观物”意味着视觉的游移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观察者这样一个中心的潜隐,意味着对个人情感的排除,对自然本真状态的最大程度的亲近。
关键词:中国画以物观物美感经验

观物方式涉及到审美过程中物我关系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因而对它的探讨具有审美经验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对自然与艺术关系的考察又使这一问题在具体的艺术形态中得以展开。本文重点探讨“观”的美学意义以及作为道家传统的“以物观物”在艺术理论中的传承和它对中国画的美学品格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人身处自然界,面对宇宙的变化,必然思考人在其中的坐标,从而确定自我的存在。人类对“我从哪里来”、“我又要到哪里去”这类问题的思考历时恒久,而“观”正是观察事物之秩序以及确认自我在自然中之位置的第一步。
《易传·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仰观俯察是《易象》得以产生的观物方式。许慎的《说文解字》在论及文字起源时也引用这一段话,以说明文字产生的过程。“观”所实现的是对外界最为直接的感受,在视觉表象产生的基础之上,因人类价值观念的引导其美学意义也就相应地得以产生。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主张以道观物,排除先见、情感的干扰。在老子看来,除去身累和情累,才会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通晓天下之普遍至道,他主张舍弃智巧嗜欲的活动,回复人心原本清明透彻的状态。老子强调以身为天下,以天下观天下,所以他否定以一己之见掩盖事物的真相,所谓“圣人无常心”。庄子反对贵贱、小大等差别意义上的对立,认为以物观之、以俗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都是背离事物自然本性的,他主张“以道观之”(《秋水》)。宋代的郭熙在谈到山水画时,曾提出以林泉之心临山水,亦即以物观物,这种直观感受排除了利欲和思虑。“万虑消沉”的境界与庄子所言“以天合天”有着相通之处。
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为北宋的理学家邵雍所继承。如何能穷尽宇宙、人事之规律,邵雍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以物观物”的方法,认识物理不能主观臆断,任情妄为。“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皇极经世全书解·观物外篇十》)。出于以物观物的论点,邵雍反对情感泛滥,主张无我,这与庄子有着一致之处。庄子向往的是去除心机和欲望的自然之情。在邵雍看来,诗歌创作应该忘却“情累”,他强调以物观物,又主张无累于性情,将识理之法与艺术创作之法巧妙糅合起来。“以物观物”排除了个人情感的眩惑,通过素处以默的心境达到对于物境的切实感受,这与上述老庄的观物思想有着一致性。邵雍非但没有否定艺术,而是充分注意到了审美过程中物我交融,排除了先前成见和个人好恶的前提。
陈鼓应认为,《易传》并非儒家而是道家思想的产物,由《易经》到老庄到《易传》,是先秦天道观发展的线索。①先秦道家思想和宋代的邵雍,在强调以物观物方面有着一致性,“以物观物” 实质上是一种虚静的心理状态和观照态度,它对个人情感和偏好的否定意味着对自然本真状态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物观物与艺术体验的审美心态是相通的。
由对外物“色”、“形”的直观感受到空间的变迁和时间的流逝,个人的视野和情怀在与自然的对答中形成一个流动的整体,这正是“观”的视觉美学意义。对“观”的重视至魏晋的人伦品藻达到了极致,但中国的“寓目美学观”的独立却有着更为悠远的传统,如本文所述,对“观”之美学意义的强调远远早于魏晋时期。
因此,观的意义并非仅局限于生理的反应,还与中国美学的美感经验直接联系起来。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观的美学意义在于对外物形、色的直观基础上,个人体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美感体验的获得与个人的情志、偏好合二为一,从而达到了所谓“骋怀”、“游心”的境界。钱钟书先生曾经注意到“把各种感觉打成一片、混作一团的神秘经验,我们的道家和佛家常讲。”② “观”的美学意义得以实现,最终依赖于各种感官的互通,从“目”到“心” 是更为抽象和带有强烈个人体悟色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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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2005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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