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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对混血土著的“血统改造”


□ 杨洪贵

  摘 要:澳大利亚白人与土著的长期交往导致土著社会萎缩,也造成了混血土著群体的出现。19世纪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纯血统土著被赶进保留地,澳大利亚逐渐把混血土著视为实现“白澳”理想的主要威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血统改造”成为澳大利亚处理混血土著问题的基本手段,鼓励白人男性与土著妇女婚配,以期逐渐清除混血土著后代的土著生理特征,最终把他们改造成为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血统改造”最终宣告失败,澳大利亚转而对纯血统土著和混血土著实施同化政策。作为实现“白澳”理想的一个重要步骤,“血统改造”从一开始就深深烙上了种族主义的印记。

  关键词:澳大利亚 混血土著“血统改造” “白澳”

  1860年到1940年间,在澳大利亚的政治话语中,“half-caste”一词频繁出现,用以指白人与澳大利亚土著生育的后代,即混血土著,以便与纯血统土著区分开来。在此期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州、领地)严格区分纯血统土著和混血土著,一方面坚信纯血统土著“注定灭绝”,将其限制在保留地,听任其自行消亡;另一方面则视混血土著为威胁“白澳”理想的种族与社会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间试图控制他们的婚姻和生育,诱导白人男性与混血土著妇女结合,对混血土著进行“血统改造”,稀释其土著血统,最终把他们改造成为白人,从而确保整个土著种族在澳大利亚社会彻底消失。

  20世纪上半期,混血土著“血统改造”成为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和土著事务官员都在思考的问题。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学术界认为,土著是一个即将灭绝的古老种族,是人类学考察的对象,而非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因此,澳大利亚史家对土著问题往往忽略或一笔带过,白然很少论及混血土著“血统改造”。20世纪70年代以后,土著史作为澳大利亚历史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而兴起。90年代以后,围绕着“被偷的一代( stolen generation)”的争论,在混血土著儿童强制隔离问题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同时,“血统改造”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澳大利亚史家的论著中。这些论著均视混血土著“血统改造”为澳大利亚历史上解决土著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主要关注“血统改造”的实施及其性质,但在混血土著问题的由来、“血统改造”的来龙去脉等问题上却语焉不详。笔者在阅读这些论著和相关史籍的过程中发现,澳大利亚对混血土著的“血统改造”并非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在澳大利亚以种族纯洁为核心价值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过程中,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依据优生学和人类学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种族归属的理论,由学者提出方案,为土著管理官员接受和实施的一场人种改造试验。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当时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民族国家观念的片面性,以及澳大利亚建构民族共同体留下的教训。

  一、混血土著问题的由来

  澳大利亚土著源于亚洲,大约六万至四万年前移居澳洲大陆。在干旱少雨的荒凉大陆,澳大利亚土著以狩猎和采集为食物获取方式,过着游猎或半游猎的生活。1788年,英国把澳洲东南部的新南威尔士辟为罪犯流放地,打破了这块大陆的宁静。随着白人殖民的不断推进,澳大利亚土著先是被视为骚扰殖民者的“强盗”,继而被视为阻挡殖民扩张的“野狗”,遭到驱逐和屠杀。19世纪中期以后,暴力冲突、疾病侵袭、土地的丧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导致土著人口急剧减少,生活方式难以为继,以至于白人殖民者逐渐将他们视为一个“注定灭绝的种族”。对于土著灭绝的命运,殖民者先是归因于“上帝的旨意”,随后则归因于“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塔斯马尼亚最后一个纯血统土著人特鲁加尼尼(Truganini)在1876年去世,被认为是土著正在灭绝的有力证据。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土著社会的萎缩提供了一个貌似科学的解释,也使得土著注定灭绝的观念很快广为流传,成为政府处理土著问题的依据。

  在白人看来,既然土著的灭绝不可避免,与其继续对其实施屠杀而遭人道主义者的谴责,还不如借助自然法则听任他们自行消亡,在这个正在灭绝中的种族彻底消逝之前为他们“抚平枕头”,让他们“平静地走向坟墓”。1869-1911年,各殖民地(州、领地)相继通过土著保护法,把土著居民赶进保留地或布道所,建立土著“保护委员会”或任命“首席保护官”进行管理。当时人们认为,保留地就是为土著种族提供临终关怀的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留地将随着土著最终消逝而关闭。然而,就在白人庆幸土著即将自行消亡之时,长期以来白人男性与土著妇女结合所产生的混血土著引起殖民者的重视,并逐渐被视为又一亟待解决的种族与社会问题。

  白人殖民澳洲,不但带来了疾病和对土著的暴力屠杀,相伴的还有白人男性以各种方式追逐土著妇女,这导致跨种族婚姻(性)关系非常普遍。1788年到19世纪30年代,罪犯和被释罪犯一直是澳大利亚白人的主体,白人性别比例失调严重困扰澳大利亚各个殖民地。1788-1840年,流放到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地区(即后来的塔斯马尼亚)的罪犯共计111500人,其中女性罪犯仅16000人。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殖民范围不断扩大,无论偏远荒芜地区的开发,还是牧业与淘金潮的兴起,需要的主要是男性劳动力。因此,越是开发前线,白人女性越少,男女比例失调越是严重。从统计数据看,殖民时期城市白人男女之比大约是100:70,内地则可高达4:1。在许多先行开发地区,白人男女比例通常为8:1或9:1。为留住白人男性,殖民当局往往鼓励他们与土著妇女结合。在西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的最初20年里,政府公开地以10英镑的土地基金鼓励白人男性娶土著女人为妻。更为普遍的情况则是受本能的驱使,白人男性不断诱奸或强暴土著妇女。1837年,兰斯洛特·思雷尔克德(Lancelot Threlkeld)神父指出,“数千单身白人男性罪犯散布各地,他们以暴力、欺骗或引诱等方式把土著女人从土著男人身边抢出来。”土著群体也曾主动向白人男性提供妇女,试图以此把白人纳入自己的亲属体系,从白人那里获取食物、烟酒等物品。有时,土著妇女也乐于跟随白人男性,以便享有白人社会的一些便利,更好地抚养子女。但白人很少承认土著期盼中的亲属关系和互助义务,通常拒绝持续地给予土著妇女的亲属以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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