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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能这样对待“底层”吗


□ 牛学智

在我的印象中,近年来有关文学“意义”的争论算得上是理论批评界的一个核心话题。当然不是“意义”有无的问题,争论的应该是文学何以有意义即文学何为?把这个命题稍作一些拆解,可能会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诉求:一是重新找寻文学应该真正关注的对象。不言而喻,文学的主人曾经在场过,不过这个“主人”在时代的风云突变中已经退场或者正在退场。或者准确地说,当我们企图要完成某种理想中的文学的时候,我们迎来的实际上是文学的形式革命,在形式革命中我们是那么陶醉地被“审美”与“技巧”包围着。但一觉醒来,想着精心培植成正宫的文学本应该不朽,谁能料到竟早已位处边缘。不是文学离开了大众,而是大众离开了文学。二是为价值的多元化鸣鼓开道、寻找注脚。或许这一路向的意义找寻还可表述为文学的拟平等——拟平等就是话语平等。人人享有文学,至少文学中“人”应该被文学平等地诉诸。否则,任何的怜悯、同情都是对人权的肆意僭越。
那么,批评家理论家的角色便不难理解了。“抬杠”是完成这个理论命题的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本来宏观地看,一部批评史或可视作一部准抬杠史的。
既然是抬杠,理论家闲来无事凑在一起打打嘴仗就完了,但这一次我看到的最多的是谈“意义”总要拿“底层”开涮。似乎“底层”者的腰间系着文学的要义,然而一经讨论,所谓的“要义”却又变得与“底层”无关了,我们看到的是与讨论者身份密切相关的道德、知识。——是道德的优越感或知识的优越感的问题。话题一转折,谈论者的身份问题成了“意义”讨论的重点,比如《直接无碍及其代价》。
《直接无碍及其代价》是李敬泽先生发表在2005年1月27日《文艺报》上的一篇短文。按理说,该文是对吴君小说《我们不是一个人类》的评论。虽然至今我也未曾读过这部小说,但从李先生的几个小标题——“移民、难度、错误、底层、真实”中也基本能了解个大概。然而,到底没读过李先生评论的小说文本,无法对该评论的观点发表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来就是读者的权利,也无需非得争个孰高孰低。但看李先生“底层”一节并非只是对文本的厘定,完全是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已经较为通常的概念的辨析,准确地说,李先生的“底层”是借吴君小说对当下理论界流行的“底层”概念的质疑。归纳一下,李先生质疑的焦点是:一、说出“底层”,实际上是为了表明说话者的道德优越感或“自以为真理在握”;二、有“底层”就意味着需要“悲悯”,不管真正的底层者实际上需不需要,悲悯者发出的悲悯,是对弱小者生活的粗暴的取消和简化——把生命中丰富的喜怒哀乐简化为苦难。因此,在这里悲悯者的感情是“急于满足”的“自我陶醉”。既然这样,我想读不读吴君的小说问题不大,至少不会太影响对文化层面的“底层”内涵的再探讨。
循着李先生说话的口气,李先生的潜台词并不是“底层”有无存在的问题,他表示怀疑的是,一种有关底层的命名。李先生表现出极大反感的那种命名者,说的直接一点,是没有多少现实观照力的所谓精英分子。可以想见,这类精英者在每一次社会文化思潮的“兴风作浪”中,看起来好像总是扮演着先知者的角色,但实际上不过是理论的贩卖者而已——从真正的发现者洞见者的理念中拾取几个半生不熟的术语,然后大加发挥、恣意论述,表表关怀之情,说说真理之道,即李先生所谓“道德优越感”、“居高临下”。在这一点上,李先生对该假象的辛辣揭示是令人佩服的。但关键是——或者套用李先生自己的说法——“问题是”,讨论“优越感从何而来”、悲悯真不真固然重要,然而,我们到底有没有那种优越感?有没有悲悯?如果把话语者缩小到公共人文知识分子范围,我们能不能一上场先不谈他(他们)是否有优越感、是否就真理在握?
当然,很多时候,当我们热切期待解决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可是与此相关的术语却一刻不停地满天飞的时候,我们神经上的麻木甚至于反感,是人所共有的体验。但因噎废食,是不是预示着另一极端化的开始呢?
笔者前不久曾在鲁院有幸聆听了北大张颐武教授“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变关系”的讲座,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北京亚运村有农民做电子生意、民工也使用手机,就说明农民已经后现代化了。记得当场有学员递纸条问:您了解中国的农村吗?张先生支支吾吾,回答好像是说,我们现在要向强者靠拢,民工与老板的关系不再是过去的主奴关系,而是平等交易关系,你出力我掏钱,完全平等。之后张先生接了一个电话便匆匆退场了。“出钱与出力”的逻辑表面看似乎不无合理,也完全符合商业场上的游戏规则。但毕竟,我们所谈论的“底层”,不是站在既得利益的角度来看,也不是潜意识里认定现存秩序就是万无一失的合理的立场来看。否则的话,所有有关“底层”的讨论文章便不必有。这里,我们不能排除靠所谓的学术、靠所谓的制造声音拿取奖金、晋升职称或者标榜一下集体关怀的一些知识分子行为。本质是,你有没有那个优越感?你有没有那个真理?我私下里认为优越感的另一解释是:知识分子对公共命运的准确判断、自信发现和自觉担当。如果在这一点上站不住脚,那么知识分子的所谓精神性期许肯定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回过头来其实就是李先生所反感的那样。但李先生的核心的怀疑之处是,优越感从何而来?所谓轻率的“悲悯”是对被“悲悯”者的贬损的发问。其实问的是就“底层”的问题要不要启蒙以及谁堪当启蒙。站在现在比较时髦的后现代理论背景上考察也似乎很圆通,至少理论上是很得体的——主体间不应该有谁被动谁主动的被动关系,大家都是平等、对话、尊严被尊重、爱被理解。你突然跳出来居高临下“悲悯”我,那无疑是对我的贬损。现实恐怕不是这样,自有“底层”一词的提法以来,“底层”的社会学指向,就是指利益被损害人格被贬损的沉默的大多数弱势群体。“弱势”的内涵之一是没有话语权或者话语权被强行闭抑的一层人。所以,只要我们相信“底层”的存在,哪怕是以知识的优越感、以道德的优越感出场,毕竟还是一种表态。而且你还不能冒昧地说这种表态就一定是表态者情感的自我陶醉,就一定是表态者证明自己真理在握的一种单纯姿态。因为这个发问里面潜在的另一种信号是,你的判断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是农民(“底层”),还是同样的知识分子(“精英”)?能为“底层”代言,总比集体失语甚至于睁眼说瞎话强。比如像张颐武教授那样,北京是中国社会的一面,但整个中国社会不都像北京一样,亚运村的农民、使用手机的民工只是中国农民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农民中最为幸运的一部分一样。这都是中国人了解中国的常识,更何况由农民认识电子产品、民工使用手机推导出中国农民已经后现代化了的逻辑出自所谓高等知识分子之脑,我认为本身就是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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