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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如此让人失望


□ 杨光祖

在一个春日的下午,我终于读完了贾平凹先生的长篇小说《秦腔》,说“终于”,因为这是一部阅读难度不亚于那些晦涩的哲学著作的所谓文学作品。当然,说《秦腔》“晦涩”也不准确,它的每句话的意思还是清楚的,但连起来却往往语无伦次,不知所云。我经过艰难的权衡,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部失败之作,而且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里,几乎是最失败的一部,或者仅优于《商州》。
说这样的话,对我来说也是很痛苦的。我对贾平凹是有感情的,从中学起就开始阅读他的作品,几乎成了贾平凹迷。凡是先生的作品,凡是研究先生的论文专著,无论厚薄、贵贱,只要有一毫可取,都一定要购置回家,反复阅读。孙见喜写的《贾平凹之谜》,也是读了好几遍(当然,他的后续贾平凹传虽然读了,但非常失望)。在一个阶段,只要有人说贾平凹的不好,我就跟人家急,弄得人家莫名其妙。朋友也就骂我,你既然这么喜欢贾平凹;你就研究他呀。好呀,这么着,真就开始了我的贾平凹研究生涯。
这种对贾平凹的“偶像崇拜”一直到《土门》,尤其是到《学着活》开始淡化,并终于走出了对他的迷恋,能够冷静地去阅读他的作品了。但这个过程也更加是个残酷的过程,因为这正好是贾平凹日渐沦落的过程,他越来越自恋,越来越爱钱,文章也越写越虚浮。他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几次跑到我的老家卖字画,短短几天时间大赚了一把,据说有好多万,并影响、带动了许多书画家到我的家乡“淘金”。我省一位作家气愤不过,在《飞天》写文章批评贾平凹的沦落行为。作为一位作家,爱钱并没有什么错,但爱过了头总是不好。一方面在说“我是农民”,一方面在贫困地区捞钱,一方面又在《通渭人家》里说本不想写字,但农民太喜欢了,没有办法。其实通渭县的农民有多少买得起您的字画,您应该很清楚,谁买了您的宇画,您应该也很清楚。既要金钱,还要清名,我就讨厌这样的作家。虚假的心态,虚假的为人,使得先生的作品也江河日下,这您只能怨您自己。
文章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文合一,忏悔的陀思妥也夫斯基才能写出《罪与罚》,为农奴流眼泪的托尔斯泰才能写出《复活》,用生命维护人道主义的雨果才能写出《悲惨世界》,冷眼旁观世界异化的卡夫卡才能写出《变形记》,反思人类悖论的库切才能写出《耻》,说真话的巴金才能写出《随想录》,思想家、的鲁迅才能写出《孔乙己》,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而把自己太当回事的贾平凹也才能写出《秦腔》。
《高老庄》之后的贾平凹太让人失望了,他不去追求文学里的东西,不去关注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与人类有关的事情,他开始将主要的心思关注自己了。作品获得国外奖励,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又写文章又大肆宣传。那里几十字的报道里没有提及作品名字,他和他的朋友开始发牢骚。我们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作家,也没有那么高兴。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位世界公认的文学大师因为没有获得该奖,去发什么怨言。相反,很有一些作家获得该奖后,自称有点奇怪,认为某某比他更有有资格获得该奖等等。浮躁、疲惫的贾平凹也不愿虚心听取批评界的意见了,在很多场合抨击批评家。但当我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家开始写《西路上》,开始大肆地大篇幅地在作品里写自己所谓单相思的女人,那种低三下四的一个老男人的变态的单恋,我们怎么不感到深深的失望?贾平凹写的“西路上”,也就是我所在的省,我也曾经走过这条路,那里有很多值得作家去写的东西,既有历史的沧桑,更有现实的落差,可在贾平凹眼里,只有他的不在身边的女人。我们看看范长江当年关于西北的文字,我们看看奈侏尔的《印度三部曲》,再回头去阅读贾平凹的《西路上》,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的大刊在刊载这样的作品时,不知在追求什么?
我们看丹萌的《贾平凹透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书里披露了一些关于贾平凹的趣闻,让我们不胜长叹。比如,贾平凹先生因为多次落选茅盾文学奖,而很有怨言,也还因为没有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而更是不满,竟然连正常的应酬都不去了,私下说:“过去是拿路遥压我哩,现在是拿忠实压我哩。”丹萌在他的著作中辩解说,贾平凹对这两件事有看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包涵着国家和政府对一个作家及作品的认可程度”。我们真的不知道,难道贾平凹只有全国政协委员还不够吗?我们的作家、学者除了写作、学术,还想要什么?而要了这些,又去干什么?和陈漱渝一样拿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去吓唬编辑吗?我真不知道丹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看看那些外国作家,就我们视野所及,萨特曾经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拒绝叶里钦代表俄罗斯政府颁发的奖项,大江健三朗拒绝日本天皇给予的奖,等等,不再列举了。作家靠作品说话,写好作品应该是其本分,而不是用它去换回什么,鲁迅从来对奖项之类的事情非常清醒,有人想提名他诺贝尔文学奖,他断然拒绝,说我不配。可是现在这样的作家还有多少呢?在这个消费文学甚嚣尘上的时代,当一切都成了炒作、包装、活动、操作的时候,文学还能保持自己的那份尊严吗?当我们的作家刚刚有了一点成绩,就拼命地“抢”官职,把个作协搞成了一个是非窝,如何立伟所说“忍看朋辈成主席”之时,文学还剩下什么?我们目下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把官职、功名、私利看得那么重要时,他们还能守住文学的底线吗?他们还能在文学领域保持一定的创造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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