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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跳跃还是极端


□ 宫敬才

极端的跳跃还是极端
宫敬才

姚洋先生在《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一文(《读书》二○○六年十二期,以下简称“姚文”)中说,经济学在本质上就不是科学,而是历史学的一种。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差别在于,经济学考察小尺度的历史,而历史学考察大尺度的历史。正是因为如此,经济学的论证不是科学的论证,而是更接近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表现出来者便是故事。寥寥数语,涉及了经济学学科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其中透露出的学科情绪使非治经济学的笔者掠过一丝忧虑。
首先,从《“不道德”的经济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文字到姚文是中国经济学学科意识的一大进步,因为它终于感觉到,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二者之间的差别类如天壤,经济学永远不能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是,姚文的不足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由固守弗里德曼信条到拥戴“黛尔德拉大婶”的“诊断”。黛尔德拉大婶在《经济学的花言巧语》一书中说,“经济学是文学”,所以,“经济学家是诗人”,“经济学家是小说家”。她的结论是:“写作即表演。”姚文与这位“大婶”断言的区别在于把经济学判定为带有艺术表现性质的历史学而非文学。这里的问题是,如果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真是如此,十九世纪晚期的马歇尔及其他人为什么要拼死命地闹独立,非要把经济学从伦理学学科(英国)或法学学科(奥地利)中分离出来呢?眼下的中国,治经济学的人数和学经济学的在校学生数恐怕是文科之最,如果要把他(她)们划归历史学名下,他(她)们的反应会如何呢?毋庸置疑的是,马歇尔等人的努力自有道理,眼下中国的“他(她)们”也会找出足够的理由说明: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所以,经济学既不是历史学的一种,更不属于历史学。
其次,尽管加了“微观”限定,把经济学划归历史学名下还是会有无法弥补的缺陷。哈耶克中年张狂,偶遇“昨日情人”便“青春焕发”,毅然决然地抛弃为他生养“金哥银姐”般一双儿女的结发妻子,“跪拜”于“昨日情人”的石榴裙下。晚年当他听到结发妻子去世的消息时,老泪横流,不能自持。是悲痛与自责的交织还是因自己的行为旁证了“不道德”的经济学这一命题喜极而悲?他人不得而知。可以肯定地说这属于微观历史学研究的课题;同样可以肯定地说,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个让人不愉快的事例说明,把经济学定位为微观历史学,实在是泛化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于这种泛化,经济学会陷入迷失自我的境地,说得严重一点,按此思路走下去,经济学会成为历史学的“婢女”。
最后,把经济学划归历史学名下,实际是淡化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就沿两种研究对象的模式往前延伸,一种是以五花八门的名号为幌子实际是研究效率的经济学,除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眼下刺我们眼球的公共选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等,都属于这种模式。另一种是以马克思为集大成者的公平经济学或叫道德经济学,关注普通劳动者的状况和命运,就是遭官府冷眼甚至迫害也不怕。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学不用投奔于历史学门下就可以自立,因为它有专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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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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