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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成长小说的叙事与性别 ——从“60年代生”人的成长小说谈起


□ 祝亚峰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成长小说的叙事沿着重写—还原—个人化三个层面展开,形成体验—经验—荒诞的叙述模式。这一叙述形态对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增值:性别与叙事的差异性、“建构想象力”对成长历史真相的“还原”,以及成长小说对“个人”由社会关怀推进到个体自我的关怀,尤其是在性别视阈下,以往文学作品中那些臆断的和面具下的人物得以真实呈现。
关键词 成长小说 叙事 性别

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叙事中,有关成长的叙事形成了一道独具形态和文化品质的流脉。所谓“成长小说”,即描写主人公经历了“时间”之后的“主体性”(自我认同及信仰、价值选择等)生成过程。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叙事一般涉及三个层面:生理身体的自然成熟;社会文化规范结构对个体的塑造;自我主体性生成而有意识地改造以及责任的承担。这三个过程通过自我认同而完成主体性建构,这是理想化的,或曰想象性的生长及成熟轨迹。成长对个体而言意味着“一个人的创世纪”,而相对于人的“幼稚”状态,人的成熟以达到一种完善的境界为标志;成长作为人生普遍而必需的过程,与个体觉醒、自我认同和人的完善相衔接,因而作家们往往藉此象征人性的启蒙、民族的启蒙。
20世纪50—70年代作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想象性回应的当代成长小说,在叙事肌理及精神机制上,着力打造“新人”、“英雄”人物系列,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体。这些“社会主义新人”,既是“新价值体系”的创造者和承建者,同时又为之提供了富于魅力的示范,这一“示范”规约了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此后,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将当代中国社会视为第二个“五四时期”,并在延续“五四”启蒙主题的意义上,将其定为另一个“现代”时期。现代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性”的解放,有关成长的叙事在此强调的是个体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的关于“国家”、“民族”话语不同的是,“性别”从另一方面标识“人性”的主要认知方式,大量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品出现,性别问题被限定在关于“人”和“人类”抽象的想象之中,并成为“主体性”修辞的一部分。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构想与实践方案渐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价值分化,建构现代性的文化想象失去了统一的基础,个体利益跃居社会序列的首位。现代性的标准和基础,首先是“个人”可以创造一种精神样式并付诸实践。成长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获得了生长的空间。

一、两性视点与叙事的差异性

90年代以来文坛仿自传体写作是成长小说主要的叙事特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历史事件与自我成长历程互渗,写实性强,如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韩东的《扎根》、刘庆的《长势喜人》等;二是以文学叙事为主体,历史事件作为主要因素,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王朔的《动物凶猛》、潘婧的《抒情年代》等;三是历史事件内化为主人公的心理背景,成长是“私人性”意义上的讲“故事”,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汪静怡的《反动》、海男的《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等。这种划分是以历史事件对个体成长的显在、潜在影响与写实性由浓而淡的趋向为依据的,同时兼顾“60年代生”人的“代际”特点,这些直接体现在有关个人成长事件的选择及性别立场的叙述中。
从成长叙述模式的三个过程来看,女性的成长叙述可归纳出一种清晰的心理分析的叙事图式,并形成体验型叙述模式:一、立足于女性自身的陈述来重新命名“女性”,成长叙事落笔在成长体验中生理和心理上的自然性、自在性,并建立起自己的叙事伦理价值观,认为异于公众的一面才是最值得书写的。陈染、林白的基本写作姿态就是拒绝男性式的话语扩张,返回自我的躯体与心理,在两个方面敞开“自我”:女性的“个人隐秘”与女性的“个人奋斗”史,以及“她”的“成长的缺失”。在“内在的”与“外在的”叙事层面,作品塑造了幽闭孤独的拗拗(《私人生活》)、渴望“出息”的多米(《一个人的战争》)、虚幻飘逸的羽(《羽蛇》)等“幽闭少女”形象。典型的文本几乎都涉及女性成长的各种要素:童年体验——性别自认、父亲缺席、母女相守(或冷漠);成长经历——欲望的体验、同性依恋、男女关系失败、孤独的现状;结局——或“禁中守望”,或逃往别处,或以死亡作结。个体与社会相对峙,只得退回自我的孤独世界里,对“女性”的命名是在虚构的文本中以想象的方式完成的。二、突出女性的“声音”,这类小说综合了新时期以来女性爱情、精神追求型以及两者融合的小说类型,构成一个“少女——女人成长的故事”。它讲述的不同在于,此前的女性叙述者都是在自我之外寻求(男性)权威的救助,作品中频频出现“白马王子”的意象,或者情感受阻,爱情失意转而追求事业的成功。这里的叙述者力图塑造一个“惟我独尊”的叙事主体形象。海男的小说《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以蝴蝶“飞翔”与“标本”来隐喻女性的生命形态。主人公普桑子童年失父,在与母亲共度寂寞与悲哀的日子里,无意中发现母亲还有另一种生活——一个叫刘水的男人的存在。但当情人死亡、父亲离家的真相被揭破(父亲离开母亲与另一个女人厮守多年)、母亲也结束了漫长的等待,从此陷入对生活的彻底绝望。“她们都是弱者,她们似乎为着一个男人而生,一旦男人离她而去,她们的生活就再也升不起风景。”普桑子在对母亲生命的洞悉后获得女性意识的觉醒。但觉醒后又能怎样?母亲的等待固然凄楚和无望,但是普桑子的彻悟也并未使自己摆脱孤单、迷惘。这促使她到同性伙伴中间寻找友谊,在对她们全身心接纳与相助的关爱中唤起一份悲悯,并开始了精神上的第二次蜕变。同时,普桑子每一次成长中的丧失与蜕变都与她对男性的迷惘、失望相纠结。父爱的匮乏,使她在生命之初就失去了与男性沟通的天然条件,而母爱的残缺不全,又使她内心郁积着对世界的恐惧与不信任。普桑子成年后,其初恋情人耿木秋失踪十年,以“不在场”的方式制造了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神话。在与现实社会男性的交往中,她意识到两情相悦并不意味着两性能够平等真诚相恋,经历一次次的失望,她重新回到蝴蝶标本之中,建立了一座象征梦想的蝴蝶博物馆。小说在结构上也另设一条线索,作者凭借“虚构者说”现身于文本,一方面以“洞悉者”身份明示女性必然遭遇的危境、迷惘与迷乱;另一方面,则以“局外人”的视角窥视人物内心世界。小说采用了保持虚构可信度的叙事方法,抹去了各种叙述声音之间的区别,也混淆了想象与生活事件的区别,凡存在于叙述者意识中的声音和记忆都由“她”发出,叙事本身就实现了“一个人递渐地开始懂得自己语言这一过程”。小说以“人物内心(内在)时间”结构作品,“时间”在女性成长小说中并非线型地发展,而是随“女性”命名的片段以连缀形式呈现。在汪静怡的小说《反动》中,女主人公的故事同时也是整个家族女人的故事,“我”只是外祖母——母亲——自己——女儿的生命链条中的一环,她们的生命状态以不同的方式重叠,规定了“我”今天的处境。外祖母的刻薄、母亲的疏远,在这个亲人之间缺少沟通的家庭里,女孩的心始终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孤独而敏感,自尊又自卑,生活将其塑造成自闭的性格,长大后更是难以面对社会,面对两性关系,怎么爱他人,如何表达这种爱?对“性”近乎清教徒式的禁忌,不能不说是僵硬与禁锢的成长经历使然。女性的种种现实际遇常常会变幻为呼唤与缅怀,关于生与死、现实与精神、失忆与记忆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并始终与对物的敏感、秋的萧瑟、飘动的浮云、钢琴的单音、玉兰花的香气等等相联系,这些携带着思想的硬核,随内心的节律起伏、迁延、消隐的体验,显然有别于男性作家的思维,多了一份女性的感受与迷思。即便是《饥饿的女儿》这样非常写实的作品,其写实的精深并不仅仅限于对那个时代的苦难的记录,而是六六对“饥饿”的深刻感觉,联系着她生命中的三个男性(生父、养父和初恋情人),小说突出的是一个生长于此的少女——女人全部的身体痛楚以及创伤性心理情结折射出的现实历史。四、在叙事视点上多采取“限制性视点”,回忆/倾诉的语调,叙述视点的“看”(观察),与叙述视点的“说”(表述)往往融合在作品人物或者“我”身上(女性主人公),形成较单一的、内敛的视点,表达为有限的个体体验、某种超验甚至虚幻的想象。女性成长的童年场景与最后结局往往重合对应,这一叙述模式意味着成长的“过程”没有意义,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丢失了?这一系列疑问在小说中不断被叩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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