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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成长小说的叙事与性别 ——从“60年代生”人的成长小说谈起


□ 祝亚峰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成长小说的叙事沿着重写—还原—个人化三个层面展开,形成体验—经验—荒诞的叙述模式。这一叙述形态对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增值:性别与叙事的差异性、“建构想象力”对成长历史真相的“还原”,以及成长小说对“个人”由社会关怀推进到个体自我的关怀,尤其是在性别视阈下,以往文学作品中那些臆断的和面具下的人物得以真实呈现。
关键词 成长小说 叙事 性别

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叙事中,有关成长的叙事形成了一道独具形态和文化品质的流脉。所谓“成长小说”,即描写主人公经历了“时间”之后的“主体性”(自我认同及信仰、价值选择等)生成过程。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叙事一般涉及三个层面:生理身体的自然成熟;社会文化规范结构对个体的塑造;自我主体性生成而有意识地改造以及责任的承担。这三个过程通过自我认同而完成主体性建构,这是理想化的,或曰想象性的生长及成熟轨迹。成长对个体而言意味着“一个人的创世纪”,而相对于人的“幼稚”状态,人的成熟以达到一种完善的境界为标志;成长作为人生普遍而必需的过程,与个体觉醒、自我认同和人的完善相衔接,因而作家们往往藉此象征人性的启蒙、民族的启蒙。
20世纪50—70年代作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想象性回应的当代成长小说,在叙事肌理及精神机制上,着力打造“新人”、“英雄”人物系列,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体。这些“社会主义新人”,既是“新价值体系”的创造者和承建者,同时又为之提供了富于魅力的示范,这一“示范”规约了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此后,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将当代中国社会视为第二个“五四时期”,并在延续“五四”启蒙主题的意义上,将其定为另一个“现代”时期。现代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性”的解放,有关成长的叙事在此强调的是个体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的关于“国家”、“民族”话语不同的是,“性别”从另一方面标识“人性”的主要认知方式,大量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品出现,性别问题被限定在关于“人”和“人类”抽象的想象之中,并成为“主体性”修辞的一部分。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构想与实践方案渐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价值分化,建构现代性的文化想象失去了统一的基础,个体利益跃居社会序列的首位。现代性的标准和基础,首先是“个人”可以创造一种精神样式并付诸实践。成长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获得了生长的空间。

一、两性视点与叙事的差异性

90年代以来文坛仿自传体写作是成长小说主要的叙事特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历史事件与自我成长历程互渗,写实性强,如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韩东的《扎根》、刘庆的《长势喜人》等;二是以文学叙事为主体,历史事件作为主要因素,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王朔的《动物凶猛》、潘婧的《抒情年代》等;三是历史事件内化为主人公的心理背景,成长是“私人性”意义上的讲“故事”,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汪静怡的《反动》、海男的《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等。这种划分是以历史事件对个体成长的显在、潜在影响与写实性由浓而淡的趋向为依据的,同时兼顾“60年代生”人的“代际”特点,这些直接体现在有关个人成长事件的选择及性别立场的叙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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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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