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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笔”的力量


□ 王国平

“闲笔”的力量
王国平

还有太多的“闲笔”让对《三峡好人》的解读充满了不期的惊喜。
《三峡好人》的叙事母题是关于“寻找”。围绕这一母题,电影分设了两个并置的独立故事:
韩三明是一名矿工,从山西来到重庆奉节,寻找妻子麻幺妹子。16年前,他花3000元从人贩子手上把她买来并成了自己“强扭的瓜”,但在她刚生下女儿时被民警解救,她就毅然离开了他。现在,他要找到她,他嘴边的理由是要看看自己的女儿,事实是他也想看看她。
沈红是一名护士,从山西来到重庆奉节,是寻找“失踪”两年的丈夫郭斌。两年了,奉节的电话号码由7位升至8位,而沈红手机里存着郭斌给的号码还是7位。现在,她要找到他,她事先没有给出理由,只是早就把自己摆到了秦香莲的位置。
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只是各有各的路数。麻幺妹子已经被她哥哥卖给了一位船老大,因为他欠船老大3万元。韩三明要给她“赎身”,必须还清这笔债款。于是,他重新回到了煤矿,用生命作赌注,一天挣两百。而郭斌成了有头有脸的人物,自然他也真成了陈世美。但是沈红没有把自己看成秦香莲,面对这个即使在跟自己两年未见的妻子稍稍亲热也不肯放下公文包的男人,她说她已经喜欢上别人了,她要求离婚。可是,最后她一个人孤独地离开,轻轻地抽泣。我情愿认为这是一个谎言,在这场不对等的婚姻游戏中,她付出了太多,她要来一个主动的转身,维护自己的尊严,尽管尊严的成色大打折扣。
“寻找”的背景是三峡工程建设造成人们观念与思维的变迁。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宏大叙事,举世瞩目。但大浪淘沙,宏大叙事的背后是个体命运的酸甜苦辣,甚至是无奈呻吟。每一次时势的变迁,总有一些人成为既得利益者,显赫一时,经常被镁光灯的光晕所笼罩;而另外一些人成为阵痛的承受者,极尽卑微,加入“沉默的大多数”的行列。而《三峡好人》能够引发这样的对比,借助的是“闲笔”。
“闲笔”是文学理论的一个概念,最早由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提出,意思是小说叙述“百忙中极闲之笔”,也即小说在主线叙述中穿插的支线情节或闲散细节,它们表面看似乎是繁冗之笔,实际上却能调节作品的叙述节奏、衬托情节气氛,不仅能强化作品的真实感和动感,还能增强作品的“意趣”。而在经典好莱坞镜语体系中,“闲笔”是一种浪费,如果前一个镜头出现了一把枪,那么到了第七个镜头这把枪就要响。《三峡好人》颠覆了这些,在情节进展过程中安置了许多的“闲笔”,承载着编导对于生活的深刻洞察。
比如,电影凭空安插了一场音乐会,观众都是抡锤子的拆迁工,一位光头歌手赤着膀子,全身淌着汗,歇斯底里地喊着苏芮的《酒干倘卖无》。唱到尽情处,他抱住一位大哥疯狂地摇摆着自己强壮的身体。这一“闲笔”与叙事主体无关,但是我们可以看出那种本能性的躁动。社会在急剧变迁,人心都有些惴惴不安。不安的转化就是疯狂,于是就有了蹦迪这样的“运动”方式,更有了对偶像的疯狂膜拜,让“玉米”、“盒饭”、“荔枝”这些词汇生发出新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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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大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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