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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还是惩罚一一从伦理学角度审视戒毒政策


□ 邱仁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生命伦理学家

  依赖和成瘾是疾病,依赖和成瘾者是病人,要对他们提供医疗和关怀

  特约作/者邱仁宗

  自1990年以来,中国对毒品使用者—直采取惩罚的政策—旦发现使用毒品,给予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直至劳动教养。这种惩罚政策也在许多国家推行,反映了制定这种政策当时的国际化思潮。现在,这种政策越来越受到了挑战;这种政策有效吗?这种政策有科学依据吗?这种政策有伦理学依据吗?

  对毒品使用者采取惩罚政策有效吗?

  2011年6月,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哥伦比亚前总统加维里亚、墨西哥前总统塞迪洛、巴西前总统卡多佐(主席)、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名誉主席)、西班牙前欧盟高级代表索拉纳、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加拿大前联合国人权干事卡扎奇基纳、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英国维京集团创始人布兰森、瑞士联邦前主席德雷福斯、挪威前外交部长和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斯托尔滕贝格、波兰前总统克瓦斯涅夫斯基等)发表“反毒之战”报告,指出“全球禁毒战争已经失败,这也给全世界(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在《联合国麻醉品单一公约》启动50周年、尼克松总统发动美国政府对毒品的战争40周年后的今天,迫切需要在国家和全球的毒品控制政策上实施根本变革。针对非法毒品生产者、贩买者和使用者的刑事定罪和压制措施的巨额支出,并未能有效地减少毒品的供应和消费。”从1998年到2008年,尽管采取严厉的惩罚政策,全世界鸦片剂的使用量增长了34.5%,可卡因增长了27%,大·麻增长了8.5%0根据2006年到201 2年中国禁毒报告,海洛因从2005年到2011年的缉获量从5.19吨增加到708吨,冰毒从2.62吨增加到17.32吨,氯胺酮从2006年的1.79吨增加到2010年的4.90吨。全国吸毒登记人数,从1990年的7万增加到2010年的154.5万。而实际毒品使用人数为登记人数的3-5倍。这些数据表明,目前的政策对于减少毒品消费量以及使用人数,都是无效的。

  正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前任执行主任Antonio Maria Gosta指出的,第一,目前这种惩罚政策,未能减少反而增加毒品需求,在超高额利润驱动下滋生了“巨大的犯罪黑市”。需求增大,执法越严,价格越高。在美国,每盎司大麻比银贵20倍,可卡因比金子贵,海洛因更贵。在哥伦比亚,每公斤可卡因1500-2000美元,到了美国则每公斤1.5万-2万美元,再一转手可达每公斤10万美元;高价格意味着高利润,毒品生产、贩卖集团为了谋取高利润,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暴力。抓捕了销售者,很快有人填补空缺。使用者受强迫性觅药行为驱使,为了支持自己生存和获得药物,只能通过参与犯罪活动才能获得毒品。

  第二,为了对付这个犯罪市场而使用稀有资源资助大力度执法行动,造成政策变形。执法人员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而没有监督,造成公权力的滥用,甚至腐败,引起很多本可避免的伤害。

  第三,为避免执法人员的打击,毒品的生产和销售路线不断变更和转移,执法更为艰难,执法成本也越来越大。

  第四,当毒品消费者难以获得之前使用的毒品时,他们使用新的毒品,这些新毒品更加难以监控。

  第五,这种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是毒品使用者,他们被污名化、边缘化和受到排挤。WHO进行的国际调查表明,在14个国家中,毒瘾是18种疾病和残疾中最受歧视的。毒品使用者被作为社会敌人对待,执法力度越大,越容易侵犯个人权利,也越容易导致执法人员滥用职权。

  这些数据和事实充分表明,对毒品尤其是对毒品使用者的现有政策必须改革。

  2012年3月,12个联合国机构联合发布了《关闭强制拘禁戒毒中心和康复中心的联合声明》,号召存在强制拘禁戒毒和康复中心的国家毫无迟疑地关闭这些中心,释放被拘留人员,并在社区为需要这些服务的人,在自愿、知情基础上,为他们提供适合的卫生保健服务。这些服务应该包括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药物依赖治疗,艾滋病和结核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i以及针对身体暴力和性暴力的卫生、法律和社会服务,以使他们能够重新回归社会。

  采取这种惩罚政策有科学根据吗?

  当1990年全国人大制定第一个禁毒决定时,对毒品依赖和成瘾的科学研究,还刚刚起步。但在2004年我国制定《禁毒法》尤其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时,对毒品依赖和成瘾的科学研究,包括神经生物学、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研究,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

  首先,我们所说的“毒品”,主要是指类似海洛因那些可以滥用的具有精神活性的药物。药物(drug)是影响生物学功能的化学物质(不同于提供营养或水),它们可来自植物,也可通过实验室合成。有精神活性的(psychoactive)药物是影响精神功能(情态、感觉、认知和行为)的药物。青霉素是药物,但不是有精神活性的药物。可滥用的(abusable)精神活性药物,是使人感到快乐、愉悦而不是用来治病的药物。氯丙嗪是有精神活性但不是可滥用的药物。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可滥用药物是:尼古丁(纸烟)、酒精(烈性酒)和鸦片类药物(从鸦片罂粟汁中提出的药物,包括天然产物吗啡、可待因、二甲基吗啡以及许多半合成同类物质,鸦片含20余种生物碱,其中吗啡含量最多)。为什么称鸦片类药物为‘毒品”,而不称尼古丁、酒精为毒品呢?有人可能会说,鸦片类药物的社会危害大,实际上尼古丁、酒精对社会的危害要比鸦片类药物大得多。在我国,尼古丁每年致死人口约100万。在美国,2004年酒精所致社会经济损失为1850亿美元,高于“毒品”所致社会经济损失18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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