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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伦理学:在康德与卢梭之间


□ 何怀宏


  康德逝世两百年了。在这两百年间,世界发生了巨变。如果说十九世纪看似平静的欧洲已经在酝酿风暴,二十世纪则全球都有如天翻地覆。但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看来却还是经受了考验,依然对思想学术界发生着有力的影响。从二十世纪初普里查德、罗斯等直觉主义者到世纪末仍然活跃的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等政治哲学家,基本上都是属于康德式的义务论者,并在英美学术界居于主流地位。而另一方面,卢梭对伦理学的影响也随处可见,就以罗尔斯为例,他的正义理论的理性论证方法借用了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资源(《社会契约论》大概也是卢梭最具理性色彩的一本书),而在“最关心最不利者”以求平等均富的实质结论上,也明显可见出卢梭的痕迹。
  而康德本人,也有一段曾受卢梭影响的历史因缘。一七六一年,四十九岁的卢梭出版了《新爱洛绮丝》,当年即有了德译本。次年,卢梭又出版了《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这一切都没有逃脱当时蛰居于东普鲁士哥尼斯堡小城的一位哲人、小卢梭十二岁的康德的注意。当然,康德读这些书的方式和许多其他狂热的读者、尤其是女读者不同,比如对《新爱洛绮丝》,他不太注意那个浪漫感伤的爱情故事,而是特别关注其中讨论道德的部分。康德说对卢梭的著作必须读许多遍,以便清理其华文美藻带来的神魂颠倒,而能做理性的审察。但他最初的确还是被打动了,据说,他惟一一次放弃每日雷打不动的散步就是因为读《爱弥儿》。另外一则轶事是说他朴实无华的书房里长期挂着的惟一一幅画像也是卢梭的画像。
  那么,卢梭究竟给了康德一种什么样的影响?这两个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今天的道德政治思考和实践的巨人的思想又究竟有何异同?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和问题?如卡西尔在《卢梭·康德·歌德》一书中所言,也许再没有哪两个思想家像康德和卢梭一样在生活个性上是如此不同的了,“我们几乎找不到比这更不合拍的两种精神了”(三联书店二○○二年版,3页)。卢梭一生颠沛流离,长期生活在并非自己祖国的地方,从事过多种职业,自学出身,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更像文人,有多位女性介入过他的生活,生过五个孩子并都送走,有过朋友,但后来多交恶;而康德则是一生都呆在故乡,接受过严格的学院训练,毕其一生,也一直是在母校任教,终身未娶妻生子,性格温和、喜爱与朋友的社交和谈话。而在这所有差别中,最重要的对照则是卢梭终生都躁动不安、紧张、激烈,甚至于无序、混乱、情感跌宕起伏;而康德则是理智、有序甚至到了刻板的地步,绝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他们都很像他们的哲学,或者说他们的哲学像他们自己,其中一个是一堆炽热如火的感情,而另一个则是一组冷静分明的理性。
  然而,卢梭的著作却对康德产生了一种很大的震动和影响。这种影响正如康德所自承的,首先是使康德的思考中心由纯粹的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转向有关人的知识。一七六四年康德写道:“卢梭是另一个牛顿”,“卢梭发现了人的内在本性。必须恢复人性的真实观念”,而“哲学不是别的,只是关于人的实践知识”。此前,康德的著作有《论对活力的正确评价》(一七四六)、《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一七五五)、《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一七五五)、《物理单子论》(一七五六)、《自然地理学教授提纲》(一七五七)、《运动和静止的新学说》(一七五八)等,多属于自然哲学的探讨。而在此之后,康德的著作除了有我们熟悉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三大批判以考察人的认识能力、道德行为能力和审美能力之外,还有常被称为“历史理性批判”的一组文章,以及《道德形而上学基础》、《道德形而上学》等考察人们的实践理性的著述。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更重视沉思的德性不同,在康德心里,实践理性实际上要高于思辨的理性。
  其次,卢梭不仅使康德注意到人,还使康德注意到普通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康德有一段著名的话是:“我渴望知识,不断地要前进,有所发明才快乐。曾经有一个时期,我相信这就是使人生命有其尊严。我轻视无知的大众。卢梭纠正了我。我意想的优越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认为除非我相信我的哲学能替所有人恢复其为人的共有的权利,否则我就还远不如寻常劳动者那样有用” (转引自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而我们在康德读过的卢梭《爱弥儿》中则直接可以读到:“人数最多的等级最值得我们尊敬。”卢梭甚至写道:“如果把所有的国王和哲学家都除掉的话,在人民中间也不会觉得少了什么人。”卢梭激烈的话足以对哲学家引起巨大的震动。
  康德过去主要是因知识而轻视普通人。在理论知识的掌握和推进上人们之间是有相当差距的,但是现在中心的问题是道德,是实践。而人们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首先是因为人们的道德现状其实是差不多的,不因知识的多寡为转移,淳朴的心也许还常常胜过在反省中挣扎的灵魂;其次,还因为对有知识者和无知识者、更不用说对居高位者和居低位者,道德提升的可能性其实也是相差无几的;最后,还应考虑所有人在良心、信仰等内心追求,以及其他相应的外在权利和条件——包括像样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应当是平等的。庶民也许是无知的,但他们在道德上并不低于有知者。而且,他们仅仅因为多数就可以构成一种人性。第一是人性,是事实;其次,还有普遍人权,还有在社会道德上你必须考虑到大多数人。这对康德始终坚持一种伦理义务和权利的普遍性很有关系。他开始意识到他的哲学必须面对人,他的伦理学必须面对所有人、所有有理性者,而不能再是一种少数统治和文化精英的伦理学。虽然他还是没有在道德的根基上倚重感情而仍然依靠理性,但是,他注意到有许多可能感性更胜过理性的人们。他必须尊重他们。所有人都必须得到尊重。每一个人,不管他多么卑微,他都必须拥有尊严。所有人在道德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正是这一点,使康德把握到了现代社会作为一个身份和观念平等的社会的基本特点。而他由此建立的一种普遍而基本的道德哲学才有可能成为现代社会历久不衰的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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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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