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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社会圈子里的两代人


□ 李子云

  李黎:
  你信中所提,咱俩以通信的形式讨论一些中国当代作家或作品的建议,正中我下怀。我想,由你——由台湾赴美国留学并定居于斯的作家,和一直生活于中国大陆的我,来共同讨论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一定很有趣味。
  前两年,偶然得到施叔青写的小说集,《倒放的天梯》、《常满姨的一日》和《愫细怨》,这位作家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初始的印象是,她写得严肃、用心,力求写出台湾中产阶级妇女在三个不同时空背景下——六十年代的台湾、七十年代的美国、八十年代的香港——的心理状态。最近,我又读到了她写的香港人的故事第一至第九,更引起我对她的兴趣。施叔青这九篇故事,我认为是在张爱玲之后很少见的、以严肃的态度展现了香港上流社会中声色犬马生活的作品,不知你以为然否?
  读了施叔青的作品,特别是这九篇香港人的故事,让我立即联想到张爱玲的《传奇》。在白先勇的作品中,虽然也可发现受到张爱玲风格影响的明显的痕迹,但是,白先勇毕竟是男作家,而且他的为“王谢堂前燕”唱挽歌的意识过于强烈,这就与张爱玲的竭力避免主观介入的客观描写方法产生了差距。施叔青,则无论在作品人物所属的阶层、在营造气氛及刻划人物方面所采用的手段,以及从作品中所透示出来的敏感气质,都与张爱玲有共同之处。
  她们两人笔下的人物似乎有某种血统继承关系。这些人物是一个社会圈子中的两代人:四十年代上海的、与今天台湾、香港的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们。同时,她们两位又都是专心致志地研究这些人物的旧式的或新式的、正常的或不正常的、幸或不幸的爱情或婚姻生活。其实,无论是四十年代还是今天,也不论是旧式的还是新式的、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她们所描写的爱情或婚姻绝大部分是不幸的,大多是以“半卖”或“全卖”的形式委身于老少爷们充当玩物、宠物为结局。若说她们只写了这类女人的命运那还不够,她们还打开了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了她们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与心理发展过程。在描写对象方面,她们不同的是,张爱玲的人物凝集于四十年代的范围内,尽管她在其后还写过《半生缘》、《赤地之恋》等等,我以为那都是失败之作。她写得最好的作品,时代背景都限制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那个历史时期——从国家来说,“国破山河在”,从她所属的那个阶层来说,式微破落的颓势已成;内容则都是那种老式的或半改良派的家庭中的男男女女的醉生梦死,不,更确切地说,是苟生梦死的生活。而施叔青的人物则不象张爱玲的那样,只局限于某一特定年代。她写了与她同代的女性的成长过程。她十七岁时发表的《壁虎》,反映的正是十七岁那个年龄的少女在台湾社会大变动中思想感情上所发生的大混乱。其后,她笔下的人物与她本人一起成长,一起周游于美亚两洲之间,随着她本人生活经验的扩大丰富而发生着变化。就我接触所及,有些作家是仅仅属于某一个特定年代的,尽管他(她)们的创作活动延续得很长,但他所反映的生活始终停留于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而有的作家,则善于不断感受生活前进中的变化,不断汲取新的生活经验。当然,这并不一定证明后者比前者高明。因为前一类作家往往对他印象最深的那段生活有着独到的感受和透彻的了解,这段生活不断地激动着作者,因而在作者表现出来之后也具有强烈的感动人的力量。比如曹禺优秀之作,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没有脱离过五四前后的封建大家庭,老舍的几可等身的著作中,贯串始终的是老北京的下层小人物的形象。白先勇的作品离开了“台北人”的系列,立即黯然失色。张爱玲的创作与以上几位一样,她的出色之处就在她的局限之中。——当然,我这样说,也绝非贬低后一类作家。我的意思是,从她们两位对于题材与人物的处理来说,张爱玲一开始就是她的完成,而施叔青是一位正在发展中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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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6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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