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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宣言》能解放中国大学吗


□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特约作者 储朝晖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三周年的时候,世界高等教育界首次就现代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质和使命达成共识的《合肥宣言》(下称《宣言》),给中国教育改革带来一丝希望。

  依据这份由美国大学联盟、中国九校联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九所“985”高校)、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和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联合发布的《宣言》,相关大学和组织明显感到在保持研究型大学的特质过程中遇到了所在国政府政策环境的挑战,核心在于如何处理国家与大学的关系,本质在于大学成为国家短期的工具,还是成为自主、自由的专业组织。如果是前者,则不可能保持研究型大学有效运行的核心特质。只有成为后者,并具备相应的支持性的大环境,研究型大学才可能获得国家所期望的核心竞争优势和国际认可。

  这种表述其实是在重申柏林洪堡大学创始人洪堡的观点,即“国家不能直接希望从大学获取它所需要的东西,只能希望等到大学实现自己的目的以后,才真正为国家提供它所需要的东西”。

  由此看来,国家或者说大学所在地政府对研究型大学内在特质的保持所构成的束缚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就如同《宣言》所明确表达的,由于当今许多国家期望大学提供符合成本效益的服务以满足国家的当前需要,“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大学运行的政策环境也随之改变了,尤其是许多国家越来越把大学当成工具,与培养现代经济运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捆绑在一起,与支持国家发展的科研活动捆绑在一起。”

  这种“工具主义方法贬低了、甚至放弃了大学的深层能量和无形产出,而政府和社会大众从大学获得的利益,大部分正是来自大学的深层能量和无形产出。

  倘若国内和国际政策环境持续强调短期临时性利益,忽视长期性发展,强调现存已知性,忽视探索求知性,侧重狭窄性,而忽略广博性,那么,各国的大学都将面临着丧失影响力的风险。”

  当然,世界不同地区大学受到这种束缚的程度是不同的,相对来说,中国大学受到这种束缚的程度比较高。同时,不同大学对这种束缚的敏感程度又是不同的,那些世界项尖大学对此更为敏感,而中国大学对此的敏感度相对要迟钝得多。

  由此可见,虽然四大联盟对此都有共同诉求,但各联盟内部成员的感受是有差别的,这又导致《宣言》对联盟内的成员所能发挥的效力和效益存在差异。

  这份在中国一所大学中签署发布的《宣言》究竟对解放中国大学能发挥多大作用?这是中国民众和学人所高度关注的问题。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分析,中国首批九所“985”大学( C9)为何要参与签署这一宣言。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他们切实感到这是个直接制约自身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是迫于全球高校竞争的压力,迫于与世界顶尖大学形成对话和沟通的需要,需要通过这个话题找到共同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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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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