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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侃如:世界需要一个成功的中国


□ 章涛

  作为当今美国研究中国问题顶尖的学者,李侃如( KennethLieberthal)的名字不时见诸报端。游走干学界和政界的李侃如,其观点著述兼具学理的严谨和实际操作中的务实。探讨未来的中国走向,以及中国与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关系,李侃如的见解值得重视。

  世界看中国

  绝人多数变化是需要在体系中各个层面进行的,这很困难,但也很重要

  财新《中国改革》:能说说在未来的十至二十年内,世界期待一个怎样的中国吗?

  李侃如:我想世界需要一个成功的中国。首先,我将成功定义为国家能够满足本国民众的核心需求,按照“十二五”规划的正确方向实现经济转型,即实现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方式,产生更多的高质量创新,服务业发展更加壮大,扩大内需,坚持环境保护并更加高效地利用能源,并运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其次,我期望中国成为一个全球的主要大国,它不仅关注国家利益,也更善于在国际重大议题上发挥作用。中国的人民币能实现升值,但同时能为全球提供公共服务,包括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救灾、全球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方面做出贡献,并支持全球性组织和区域组织等。

  在这些方面,中国有任何一个做得不够,都会为伞球带来更多成本,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实现上述转变,中国将能满足本国人民利益,并对全球做出巨大贡献。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你认为中国是在向你提及的这个方向发展吗?李侃如:在中国,有人非常同意我刚才的意见,但也有很多人由于有强大的利益驱动而想往另外的方向发展,当然还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所以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在中国,有一部分人赞同我的看法,但不一定很多,这不令人吃惊。

  首先,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变化方向本来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列出来了,但是,几乎在每个方面中国都存在朝与这个规划相反的方向前进的迹象。我想,这反映了植根于政治体系中的动机,特别是地方官员的动机。中国地方官员的权力很大,要改变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很困难,但那是实现我刚才提及的发展方向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其次,中国的政权和财富结合过于紧密。所以,中国要实现刚才我提及的变化,需要做重大的改革,这一改革需要在未来几年来开始,且需要在未来十年付诸实施。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中国新的高层领导人具有坚定的决心。只要中国能严格贯彻“十二五”规划列出的改革方向,并且高效执行,便能实现经济上的转变。但要实现经济上的变化,需要在政治上进一步推进改革。很多障碍都是来自政治方面。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世界对于中国的发展进程能起到哪些推动作用?李侃如:绝大部分上述担忧都是国内问题,没有任何国家能对中国内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太大了。总体来说,内部问题的走向将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中国的未来是由中国自己决定的。至于美国的角色,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把我们自身的事情处理好,中国人可以看到这么做的好处并从中学习,但是,我们并没有多大能力来影响中国内部问题的走向,我们也没有多大能力来影响任何其他国家韵内部走向,其他国家会痛恨美国对其内政施压。

  财新《中国改革》:现在,美国金融界的一些人士对中国前景的展望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从前两年的看多转为现在的看空,你认为这一转变是否正确?

  李侃如:中国在最近十多年来遵循的发展模式使国家发展迅速,但是,这一模式的成本正越来越高。我不认为中国经济会不再增长,而是增长的成本变高了,能源密集型、自然资源密集型等一些增长方式不再适合中国。此前很多对中国预测的假设前提现在已经不再成立,比如此前假设会有无数18至32岁的年轻劳动力来到城市,但是,中国的这部分人口规模正在缩小而非增大;以前假设中国能像其他大部分工业国家一样“先污染后治理”,但是,中国现在发现环境污染太极端了,不能再用现在的方式继续污染下去。因为这不仅导致社会不稳定,也导致水资源紧缺。

  这类根本性问题加重了中国经济的负担。过去的假设认为,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会持续增长,但是,金融危机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都放慢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层也变得更倾向于保护主义,所以,对中国出口会继续快速增长的这一假设也改变了。此外,过去假设中国人会继续容忍财富分配不平等和腐败,将其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必要成本,但是,民调显示,对这些问题的容忍度没那么高,人们的不满在不断增加。而且,微博这一社会化媒体在中国发展很快,这是三四年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不仅可获得的信息多了,而且也愿意去传播这些信息并做出反应。我和很多中国官员谈到微博,他们都对此很敏感。

  很多事都变化了,过去的模式需要改变,“十二五”规划也包括了这点,我说的内容很多就是规划里提及的。过去的模式不再适合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是,要改变这种增长方式需要投入高昂的政治资本。北京能改变一些东西,比如改变银行利率,某种程度上改变银行贷款的配置,可以改变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规则。这些改变肯定有影响,中央就能做,不需要太多地方政府的参与。但是,绝大多数变化是需要在体系中各个层面进行的,这很困难,但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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