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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思维”与《东方红》的风采


□ 王艾宇

所谓“圣人思维”,实际应该叫崇拜圣人的思维,之所以叫“圣人思维”,是为表述方便而作的文字省略。
“圣人思维”是崇拜、向往、追求、依赖,仿佛没有所谓的“圣人”就不能生存似的一种情感与心态。在崇拜者眼里,“圣人”具有最完美无缺也必然是最完美无缺的人格与人性。其表现多有狂热性和共鸣性,颇类一犬吠影,群犬吠声。在这种思维下,“圣人”当然只能是被肯定、维护和赞扬,不许与之有任何的一点意见不同,更不许有批评。封建时代的“尊孔”、“尊王”和“文革”中的领袖崇拜皆属此类,只是后者比前者的表现更具强暴性。“圣人思维”标榜的“圣人”完美在人世间是不存在的,所以其制造虚假、掩盖真实、美化丑恶,也就不言而喻,不彰自明。
“圣人思维”与宗教意识相似,但思想体系不同。前者是无神论,后者是有神论,在世俗社会里,“圣人思维”比宗教意识影响要大的多。在宗教意识下,惟神(主、佛、天、上帝之类)才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不论多么伟大,都不可能有超越神的权威;“圣人思维”相反,它认可的只是特定个人,惟“圣人”才是万物主宰,人间至尊。这样,在宗教意识下的某些权威倘要为非作歹,或实或虚,总算还有一个神“管”着,而在“圣人思维”里,“圣人”的口含天宪、肆行无忌,就都是当然的金科玉律,天经地义了。我无意为宗教意识助势,只是有感于“圣人思维”的制动本能,实在更应当忧虑。当然,“圣人思维”钟情的“圣人”,不会只是徒有“圣人”虚名的木乃伊式的“圣人”,而是要具有现实意义的真实“圣人”。
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绵延之长为各国少见,对这绵延的利弊这里不作探讨,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这绵延本身。“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在中国怎么就那样难于克服?现代政治民主理念在中国又怎么那样难于推行?对此,理论上的说法已经很多,应该说都有一定道理。此外我想补充一点,那就是专制主义与“圣人思维”的默契与结盟,应该也是重要原因。专制主义借“圣人思维”以推行独裁,“圣人思维”因维护“圣人”而助恶专制。于是,历史就以“圣人”为价值目标,形成了这样的怪圈:寻求“圣人”一一维护“圣人”一一更替“圣人”,直至又复归寻求“圣人”。这看似是一个难解之谜,其实换个思维角度,把价值光标从“圣人”二字移开,那所谓周期率亦即怪圈现象也就不破自除。不过这在难舍“圣人思维”的人们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中国,“圣人思维”的强烈自然是与“尊孔”有直接关系的,但这只是表象,不是本质。真正“圣人”主体是“王”,即国王、君主、皇帝,这就是凡帝王都名正言顺地被称为圣人、圣上、圣主、圣皇、圣驾的来由。孔子不过是个古人,木乃伊式的“圣人”而已,只有“王”,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真实“圣人”。“尊孔”对“尊王”有重要的陪衬作用,说文雅点,这叫“烘云托月”,说直白点,这叫“挂羊头卖狗肉”。实在,“王”的形象太差,别说如符生、张祚、高洋、石虎、杨广这些泥猪癞狗、猛兽恶禽样的帝王,就是被时下影视棒上九天的秦始皇、乾隆帝、只看他们杀”戮文化人的不眨眼,能说还有几分人性吗?可见,要单拿这帮货色叫人认可是“圣人”,实在大有难度。至于孔子,好像是个学问不错的老头儿,执著和平追求,不辞磨难,又人品端正,好学谦虚,生平很不得志,非常令人同情;所以要开“圣人店”,用这样的招牌真是再好不过了,这兴许就是“尊王”与“尊孔”在古代中国并行不,悖妁原因。有点令人纳闷的是,近代以来的一些批判者,却似乎是只见“孔”不见“王”,’要砸“圣人店”,也只砸招牌,不问买卖,有点滑稽。这就无怪孔子这个偶像在中国被从“圣人”的宝座上揪下快近百年了,“圣人思维”在中国照样还是铁板一块。
“圣人思维”好像又是来自群众,其实也是表象。真正它的运作,还是要靠权力。鲁迅说:“扎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捧起来的”,言之有理。再看“文革”,其时“圣人思维”发展已登峰造极,但如“万岁’、“顶峰”、“四个伟大”、“立竿见影”、“最新最活”、“绝对真理”、“最高标准,最后标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这些个人崇拜的“关键词”,考查其正式版权,则无一木是出于如林彪、四人帮、康生等这些独夫民贼之口。由此可见,“圣人思维”从来就是权势者的宠儿,托辞“群众“云云,不过是欺人之谈。近期见《东方红》一类文艺作品又重现舞台和各种媒体,魅力不减,风采依然,且操作规模之大——音乐会高唱、舞蹈史诗重播、电视台组织采访、报刊倾情推扬等——为多年来少见。实在说,《东方红》这首由民歌改编的领袖颂歌,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树立和维护革命领袖威望,团结人民向封建势力斗争,夺取政权,是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也毋庸讳言,随着革命成功,革命领袖变成民主共和国的执政者,这首歌曲的思想局限性也凸显出来。因为在政治民主语系里,几乎找不到有对执政者个人可以由官方实行歌功颂德的任何理论或法律的依据。执政者只是官员、公仆、公务员’、勤务员,仑已不再具有作为非执政时期的或日革命领袖、或曰精神导师、或曰军事统帅,总之是时代英雄之存在的相应客观条件,也不再拥有作为革命领袖时期的那种相对要宽松一些的通权达变之权。执政者的职责就是为社会服务,奉公守法,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批评,除法律准许行使的公权外,没有任何特权。但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执政者与革命领袖这两个概念的不同,以及,它们之间权限的差异,也就来能被很好地正视并加以基本的界定,致使个人崇拜严重滋生,导致“文革”灾难发生,教训惨痛!所幸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相继推出,才在认识和事实上纠正了这一错误,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应当说,这已是政治常识,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结束个人崇拜影响,无论对领袖形象或现在的改革开放都是非常有益之事。那么,明显带着己被纠正过的错误思想的《东方红》,为什么今天又要大唱?我感觉有点费解。不。过从历史思想的根源倒是可以寻找出一点原因,那就是上述论及的“圣人思维”的作祟。这大概也是一种国民性,值得一切关注中国问题的人们作深入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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