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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中心主义还是股东行动主义


  无论选择何种公司治理制度,都要考虑到设立的成本与其他制度的协调,如何在股东会中心、董事会中心、股东行动主义之间选择一个恰当的立法前提

  特约作者 李诗鸿

  委托书使用( proxy access)系股东提名董事候选人的重要手段,《多德一弗兰克法案》授权美国证监会立法确立该规则,成为近年来最为瞩目的董事提名制度改革。但是,由于法院和商业联盟组织的介入,这一规则被宣告无效,“股东行动主义”终究未能撼动“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地位。

  这一事件意味着什么?

  多德法案与董事提名制度改革

  美国上市公司董事提名有其固定模式。上市公司通行的做法是,现任的董事会(通常是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就空缺董事提名,并于公司股东年会上举行选举。

  会议前,被提名董事的相关资料将被置于一系列“委托书材料中”,包括代理投票卡(proxy voting card)和股东委托书( proxy statement),会呈献给所有的股东。股东委托书一般会包含选举董事的投票程序和背景信息,代理投票卡则使得股东可以在不参加会议的情况下选举董事。

  但是,股东如若希望选举自己“心仪”的董事,则要发起自己的股东委托书以及代理投票,并继而发起了一场委托书争夺战。

  作为董事提名权改革的委托书使用,则是一个公众公司的股东除了发起委托书争夺之外用以提名公司董事的新途径。实际上,委托书使用规则,在美国颁布1934年证券法案后的十年内就出现过讨论,也曾多次被美国证监会提上议事日程,但历经若干次的商议和投票,相关议题都未能成型或通过。而2010年通过的,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其中第971节则突破性地授权美国证监会( SEC)可以制定关于股东委托书使用的规则。

  美国证监会随后制定了14a-11规则,作为委托书使用的具体实施办法。然而,这一规则的讨论、发布、生效的各个阶段,都备受瞩目。成为目前为止美国证监会制定的最富有争议的规则,受到包括公司、机构、学者在内的各方意见诟病。追溯至70年前,历史上对委托书使用的讨论早已展开。

  美国历史上共有五次对于委托书使用的实质性考虑,分别是1942年、1977年、1992年、2003年和2009年。前三次都无果而终,而2003年的提案,即持股5%以上股份达2年的股东可以在委托书材料中提名董事,得到了证监会的认可。尽管最初以三比二的票数通过,但最终由于商业圆桌与商业委员会的强烈反对,证监会主席唐纳森( Donaldson)放弃了委托书使用规则的颁布。这一举措曾被唐纳森的继任者考克斯( Christopher Gox)视为“委托书使用”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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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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