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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的故乡


□ 周立文

我说我要去看海子。妻子面色凝重地说,还是不要去吧。
多少次到合肥,我从没去看过他,这次一定要去!我坚定地说。
都快二十年了,你去会引起海子家人伤心的,她说。
对于我决意要做的事情,妻子很少反对,但这一次,在动身前往合肥之前,她前后三次极力劝阻我;她有些忧郁,又有些恐慌,好像自己的丈夫即将经历一个不测事件,或者进行一次神秘之旅,面对未知的前路。
只有妻子知道我是什么人。一九八九年,就在海子自杀两个月后的一个凌晨,妻子(那时是未婚妻)骑车穿过令人惊心的街道,来到我所住的那个被称作“五楼半”的地方。看见我竟然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她惊喜交集地流下了眼泪。她绝没有想到,以自己男友的性格,会与那个重大事件离得那么远。
——我以为你肯定会在那里……
——我应该在那里,但我太累了!
——那么大的声响你都没听见?
——听见什么?发生什么了?
……

当年在北大,有一群学生在写诗,后来成名的有海子、骆一禾、老木和西川。我们都是一九七九年入学,属于所谓的“新三届”。
在这几个人里面,我和老木接触最多。在毕业前一年,系学生会的那间办公室,即三十二号楼四二九房间,成了我们俩的栖身之所。我和老木、胡春华、李德等同学,还靠系里拨给的三百元钱,在那里办出了中文系的第一份刊物《启明星》(这份非正式出版物和另一份文学刊物《未名湖》,至今仍在办着)。
老木喜欢串宿舍,他趿拉着拖鞋,走到哪里都说诗,没完没了。他还练气功,几乎练得走火入魔。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高烧刚退下,老木便来了。他约我出去喝酒,说酒能治感冒。我跟在他后面,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秋风阵阵的海淀大街,顿时全身冰冷。我们找到一家小酒馆,里面没几个吃客。你想吃什么?老木问。我回答,榨菜。——你两天没吃饭了,得补补!——那就再要一碗面条。
那顿饭还点了什么菜,两人喝了多少白酒,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却记住了一首诗。在返回校园的路上,老木搂着我的肩膀,背出了自己的新作:
太阳跌碎了
一地金黄
大街上飘过
一个长着金发的姑娘
这是大学期间老木最得意的作品,它的意像我也很喜欢。我曾经向老木提意见,说这首诗总共只有二十来个字,却出现了两个“金”字,应该换掉一个。老木答应了,但在下一次背诵的时候,他依然背出两个“金”字。老木后来发表的诗作不多,但他主编的上下册的《新浪潮诗选》,却影响很大,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为中文教材。
骆一禾也和我同班,他为人文静、谦和、寡言。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小本子就像他本人的身材那样瘦长,上面用女性般秀气的字工整地抄录着他的作品。那个本子我借过来好几次,每次都能在上面读到他的新作。毕业后,他和另一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十月》杂志当编辑。有一次在北大校园见到他,他向我约稿,但那时我对自己的作品很不自信,一直没给他寄。骆一禾的诗写的不比海子差,他的诗歌评论写得更好,他是海子诗歌最早的诠释者。
一禾去世时,几乎所有在京的同学都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当晚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只是猛喝酒,谁也不说话。烂醉如泥之后,几个同学相互拥抱着,大哭到天明。
那时还没有海子,只有查海生。查海生和我都来自皖省,自然是同乡带他来玩的。那是大二的时候,我只有十九岁,查海生比我还要小三岁;他生就一张圆圆脸,个子不高,一双眼睛灵慧而又敏锐。当时聊了什么,我一点儿都回忆不起来了,好像他深为选择了法律专业而后悔,他像当时的大多数文科学生一样,对中文系、对文学创作充满了艳羡之情。后来我们在教室、图书馆和食堂等地方时而碰见,说一两句话便匆匆分手,也很少谈论诗歌。大学毕业后,听说他分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然后这所大学搬到了昌平,然后海子就死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底,我的同事、诗人刘希全告诉我:你们北大的那个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了!死时身边带了四本书:《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北大的那几位诗人,海子、骆一禾和稍后一些的戈麦都死了:骆一禾是发脑溢血病死的;戈麦身坠石块,自沉于清华园内的一条小河。老木先是去了法国,前几年听说他回到老家江西萍乡,然后便不知其踪。
他们的结局让我妻子感到惊心。她害怕诗人,害怕北大人,而命运偏偏让她选择了一个写诗的北大人。
有一句关于北大人的评价:或者升得更高,或者彻底坠落;或者成就自己,或者毁掉自己。
海子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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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6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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