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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明书法的文化转向


□ 吴 鹏

  晚明商业文化的发展,促动了不同文化阶层间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也推动了书法艺术经济的繁荣和鉴藏之风的盛行。在此背景下,晚明书法生态发生了深刻的文化转向,本文从三个主要方面对此进行考察:一、家居格局的变革和文人对家具的创新,使书法作品成为堂室布置和斋馆装饰中不可或缺的物件,士商群体的互动和鉴藏意识的普及,推动了行草书风的极盛和艺术经济的大振;二、在行草书风的强势语境下,晚明的篆隶书法尤显黯淡,一些书家对篆隶虽有所探索,但并未振起,故未能成为书法艺术的历史性变革;三、商业精神的大众化和休闲生活的普适化,熏染了文人的好古情结,晚明学术精神的衰微,促使士人对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复古心态因此渐起。晚明文化的复古,初萌了学者及书家的尊碑意识,这种意识继而成为清初碑学的近源。
  
  晚明时期,是中国政治深刻变局和历史文化独特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天崩地坼”的时代,士人立身处世的价值取向也呈现多元状态:有的崇尚经世致用,积极担当社会文化的历史责任;有的避世退守,隐逸山林而独善其身;有的则优闲自适,纵情乐世而快然自足。加之此时市民阶层经济地位的崛起,文化权力由精英阶层下移至普通知识分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景观。
  总的说来,这段时期的文化发展状态是突变甚于渐进。王学的分化、党社的褊狭、士商关系的错位、儒释道三家的合流,特别是狂禅的推波助澜,激发了晚明文艺思潮的狂飙,艺术风格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士人的复杂心态,也从当时文艺思潮的深刻激变和多元走向中表现出来。从这一时期的文化背景和士人心态来观照书法生态,书法艺术的文化转向呈现出了自明中晚期以来思潮多向、风格多变的情致。实际上,这也是当时文化乱象的主流语境对书法艺术产生影响的表现。
  
  一、斋堂装点与鬻值射利——行草书风的狂澜
  
  自汉魏草法成熟以来,其后的书家绝大多数皆以擅长行草书著名。晚明时期,行草书风达到极盛,成为继晋、宋以来最有个性的风格形式。如“晚明四家”——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以“黄倪”并称之黄道周、倪元璐,从吴门后学到云间书家,乃至清初书家傅山、王铎等,无不以行草名世。
  晚明行草书风的盛行,不仅是对前人风格的传承,更多体现在这特殊的文化环境下的艺术创新。随着明代中后期商业经济的发达,政治箝制的松动,社会生活趋向奢靡,在士人艺术的个性得以一定释放的同时,也助长了他们享乐人生的心态。醉饱之余,还要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如造园听戏、习诗赏曲、收藏古董、鉴识书画等等,都是他们乐此不疲的人生美事。如钱谦益所言:
  
  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网疏,风俗美。士大夫闲居无事,相与轻衣缓带,留连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荫藉高华,寄托旷达。居处则园林池馆,泉石花药。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彝器。又以其闲征歌选伎、博簺蹴踘,无朝非花,靡夕不月。太史公所谓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为富贵容者,用以点缀太平,敷演风物,亦盛世之美谭也。(注: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七八《瞿少潜哀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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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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