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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伊朗长大


□ 盛 韵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出生于伊朗的画家,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穆斯林。“你知道,犹太教随母,伊斯兰教随父。所以我,什么也不是!”于是,这个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穆斯林的画家移民美国旧金山。也许在那个种族和文化的大熔炉里,他不会觉得自己过于尴尬突兀。
  伊朗姑娘玛赞·莎塔碧也是这样一个格格不入的存在。她在漫画体自传《我在伊朗长大》中写道:“在欧洲,我是一个异乡人;回到伊朗,我仍然是一个外国人。”
  不论从哪方面说,伊朗都是少数派。从人种上看,伊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雅利安人后裔,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闪族人后裔;从宗教上看,伊朗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而主流是逊尼派。近代伊朗有过国王,他作风西化,甘当英美的傀儡,人民反对他;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国王,但接下来是严格的禁令以及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许多人又反对;一场两伊战争,伊朗几乎没有朋友,中东地区除叙利亚之外全部支持伊拉克,美国更是站在伊拉克一方;宗教领袖霍梅尼对小说家拉什迪发出的追杀令,令伊朗与英国断交,也令伊朗成了言论自由的头号公敌;近年来,伊朗成了美国总统小布什口中的“邪恶轴心国”……
  伊朗是个矛盾的综合体,她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储备国、第三大石油生产国,人民却相当贫穷;当油价高达九十至一百美元一桶时,总统内贾德却不得不把意外之财用于失业补助——在宗教领袖多生光荣的号召下,如今伊朗人口的三分之二在三十岁以下,失业率高得惊人;因为没有成熟的石油加工业,伊朗国内使用的汽油还需从印度、新加坡等国进口;二○○七年官方统计的通胀率高达19%,比起二○○六年的12%堪称狂飙突进,伊朗的内忧外患从未停止。
  《我在伊朗长大》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谈起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总是将她与原教旨主义、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作为一个在伊朗长大的伊朗人,知道这个形象远非真实。
  正因为此,创作《Persepolis:我在伊朗长大》对我来说才这么重要。我认为,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国家做出评判。我也不希望人们忘记那些为了捍卫自由而在狱中失去生命、在两伊战争中丧生、在各种暴政统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离开亲人和祖国的伊朗人。
  人可以原谅,但绝不应该忘记。
  Persepolis是波斯帝国的旧都波斯波利斯。波斯波利斯的王宫历经三代大流士修建完成,穷奢极侈,却在建成后不到一百年便被亚历山大付之一炬。取名波斯波利斯的喻义很明显:王朝转瞬即逝,历史却值得铭记。
  《我在伊朗长大》不是为伊朗人而作,而是为全世界人而作。它要告诉人们身为一个伊朗人的感受。的确,这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玛赞·莎塔碧说:“我年轻的时候,会把政府的宗教狂热和我们国家的文化混为一谈。而每次要为自己的国籍而辩护也是一桩很困难的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只要一句话就能回答的简单问题‘你是哪国人’,换了伊朗人,就得花上一个小时解释:‘我来自伊朗,但是……’这个‘但是’是无可避免的。现在不用解释那么多了,我会说‘去读我的书吧,你就会明白我的处境了’。”
  玛赞·莎塔碧用黑白漫画的形式讲述了自己在伊朗长大的经历。用时髦的词汇来说,这是“小人物的大历史”,漫画的形式拒绝了沉重的历史叙事,它轻松幽默、含泪微笑;它也拒绝了任何意识形态的强行介入,玛赞永远是她自己,看她所看,说她所说,感她所感。正是她的复杂性,渐渐将我们心目中遥远的伊朗轻轻拂去,代之以一个真切的有血有肉的伊朗。作者擅长黑白分明的木刻版画风格,寥寥几笔,便描摹出人物的各种性格细节,没有任何雕饰,在剥夺了读者视觉享受的同时,却令读者自然而然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书中人物的遭遇和感受上。
  画面虽然黑白分明,莎塔碧笔下的世界却是多彩复杂的。她写到自己因为化了浓妆害怕被革命卫士逮捕而陷害了一个路人,遭到外婆的鄙弃;也写到了一个正直的毛拉,相信诚实的人,当大部分学生敷衍政治考试、附和宗教政府时,这位毛拉并没有因为她持不同看法而拒绝她,反而接受她入学。“当然如果我说所有毛拉都是坏蛋,表述就要简单得多,好像小布什说伊朗是邪恶轴心国一样;但现实从来不简单,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毛拉里也有好人,好人也有恶的一面。”
  在伊朗,莎塔碧痛恨面纱,面纱束缚了女人的行动,衣服遮住了女人的身体;在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女人只有男人一半的权利,面纱则是不平等关系最直接的体现。然而,当法国政府明令禁止穆斯林女学生在公共场合佩戴面纱时,莎塔碧再次愤怒了。“如果法律禁令能解决一切问题,那真是再简单不过了。禁止戴面纱和强迫戴面纱是一回事儿。你禁止宗教迫害,难道它就会消失吗?当然宗教迫害还存在,只不过隐蔽起来罢了。我一直反对戴面纱,我痛恨面纱和它象征的意义,但是我现在却要为它辩护。戴不戴面纱,不是通过一条法案就能解决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女孩们的身份认同,她们的上一代移民法国,但终究不是法国人,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她们也不是阿拉伯人,最反讽的是,面纱倒成了一种叛逆的象征。对十四岁的少女来说,你越是叫她们不要做什么,她们就越是要做什么。”在现实中,“和而不同”的理想几乎不可能实现,特别是对来自伊斯兰国家的人们。在认同西方价值观的同时,就意味着对本国传统的抛弃,对一神论宗教的抛弃。然而在抛弃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后,西方价值观的缺陷又会凸显出来,显得格外刺眼。这是典型的身份认同的困境:如果你留下,你保住了根却失去了自由,如果你离开,你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根。莎塔碧本人便经历了这种痛苦的过程。她少年离开伊朗,在奥地利留学期间只为边缘人群所接受,终日混迹于同性恋甚至毒贩子中;回到伊朗后,她上了大学,结婚又离婚,在无法忍受对自由的限制后,终于再次离开伊朗,离开挚爱的家人。现在她住在法国,但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无家可归的人”。然而每当西方社会以惯有的文明姿态批评阿拉伯国家野蛮落后时,莎塔碧会毫不犹豫地回击:“文明是现代社会最大的谎言。西方人不挨饿,所以他们可以说自己是文明人。世界各地的冲突追根究底都与贫穷、经济、资源有关。越穷的地方战争越多,因为饥饿会吞噬文明。就拿巴黎说吧,如果断水断电、清空超市,只消三天法国人就会互相残杀吞吃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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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8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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