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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诗歌艺术的奥秘


□ 袁行霈

  中国古代对诗歌艺术的把握,不重细密的分析,而重总体的品鉴。把握的方式是直观的、印象的、顿悟的。“郊寒岛瘦”这四个字,不知被多少人引用过。若问:何谓“寒”?何谓“瘦”?说这话的苏东坡本人也未必能作出精确的回答。他只是把自己对孟郊、贾岛这两位诗人的总体感受说了出来,其中的意味要靠读者自己去体会。敖陶孙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什么叫“气韵”?怎样是“沉雄”?说曹植“风流”倒还好理解,为什么又是“自赏”?这些问题可以在比较中意会,而难以讲得清楚。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研究大抵是这样,以三言两语说出自己的感受,如同朋友间的对床夜语,只求心灵的启迪,而无意于逻辑的实证;注重直观的感受,而不甚注意建立理论体系。
  传统的方法自有其长处。艺术不等于数学,艺术分析不能达到也不必追求数学计算的精确性。审美判断以审美感受为基础,而审美感受的主体需要有较高的悟性。建立在感受的基础上、靠妙悟作出的审美判断,往往比套用某种理论模式演绎出来的结论,更能引起别人的兴趣和共鸣。然而传统方法也有其不足之处。总体把握需要细密的分析作为补充,艺术品鉴应当示人以可供捉摸的关捩,不能总是给人一个浑沌。
  那么诗歌的艺术分析依据什么呢?我想首先就是诗歌语言。当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各种文学体裁都离不开语言。但小说、戏曲还有故事和人物,诗歌(抒情诗)连故事、人物也没有,它唯一给予读者的就是语言。一首五绝给了读者什么?不就是四五二十个字所组成的几句话吗?不管怎样分析,都必须从这二十个字入手。所以诗歌的艺术分析第一步就是语言分析,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给诗歌下一个定义,不妨说诗歌是语言的变形,它离开了口语和一般的书面语言,成为一种特异的语言形式。如果一个人平时总是用诗的语言来讲话,别人一定会感到奇怪或可笑,因为不合乎日常交际使用语言的习惯。诗歌另有一套属于诗歌王国的语言,那是对日常交际使用的语言加以改造使之变了形的。诗歌既遵循语言规范,又时时欲超出这规范,或者说自有其超常的规范。读者也已习惯用超常的眼光去读诗,心理上有了相应的准备。所以在其他文体里不允许出现的句子,却可以成为诗中之佳句。
  中国诗歌对语言的变形,在语音方面是建立格律以造成音乐美;在用词、造句方面表现为:改变词性、颠倒词序、省略句子成分等等。各种变形都打破了人们所习惯的语言常规,取得新、巧、奇、警的效果;增加了语言的容量和弹性,取得多义的效果;强化了语言的启示性,取得写意传神的效果。语言形式的变幻服从于所追求的艺术目标,而不是文字的游戏;文字游戏与诗是毫无关系的。
  词语是构建诗句的材料,也是诗歌意象的物质外壳,由语言分析深入一步就是意象分析。诗歌的艺术分析不能停留在语言的表层上,得意忘言是诗歌鉴赏的法门。中国诗歌艺术的奥妙,从意象上可以寻到不少。其一是词语的精练与意象的密集。中国诗歌多半是短小的抒情诗,一首诗里词语的数量并不多,蕴涵的意象却相当丰富,因而诗的感情容量大,启示性强。统观中国诗歌,自然界的意象占据显著的地位,而且其意蕴不断丰富,这是中国诗歌艺术的又一奥妙。大自然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歌意象的源泉,历代的诗人们总是努力从中寻觅属于自己的新鲜活泼的意象,来编织他们的诗句。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从一个侧面看来就是自然景物不断意象化的过程。有唐三百年,自然景物意象化的过程十分迅速,同时诗歌创作也达到了高峰。意象还有一个比喻化、象征化的过程。比喻化和象征化使意象的蕴涵丰富,是意象成熟的标志;但也会使意象凝固,而成为意象衰老的标志。唐诗之富于艺术魅力,原因之一就是多姿多彩的意象层出不穷,这些意象既已成熟尚未衰老,正处在最富有生命力的时候。中国诗歌艺术的另一个奥妙在于意象组合的灵活性。在这方面,汉语语法的特点给诗人以极大的方便。汉语句子的组织常常靠意合而不靠形合,中国诗歌充分利用了这个特点,连词、介词往往省略。词和词,句和句,几乎不需要任何中介而直接组合在一起。这不仅增加了意象的密度,而且增强了多义的效果,使诗更含蓄,更有跳跃性,从而给读者留下更多想象补充进行再创造的余地。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不受时、数、性、格的限制,也是汉语的一个特点。诗人可以灵活地处理和表现意象的时空关系、主宾关系,不粘不滞,自由地挥洒笔墨,使诗歌的含义带有更大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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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7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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