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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异域风情


□ 张国刚

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末叶这段时间在欧洲历史的研究中通常被称为“启蒙时代”。它最为明显地体现出蒙昧教权的衰落与理性精神之兴起相伴随的过程,习惯以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作为这个时代的终点。而这段时期又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十六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经过在中国的多年渗透之后,自十七世纪中期开始比较多地向欧洲介绍中国知识,同时对天主教在华传播史至为重要的礼仪之争也在十七世纪中期正式爆发,从而更强化了耶稣会士向欧洲宣传中国的动机,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一七七五年左右在华耶稣会士传教团被解散。启蒙时代与中西初识时期在时间上大致吻合,那么在内容上是否也有交叉,在精神上是否也有碰撞?一个走向启蒙、走向近代文明的欧洲结识了一个被耶稣会士有意远古化了的中国,就好像原本是向两个方向流淌的水流,却经由时空隧道而神奇地交汇了,这会激荡起什么样的浪涛呢?作为一段历史,它充满了多姿多彩的故事,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尤其耐人寻味。
耶稣会士就是那道不同寻常的时空隧道,他们出于自己的特定目的而回溯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文化中的上古那一段,然后将其运载到正在向未来迈进的欧洲社会。而春秋以降直至耶稣会士所处时代的中国社会,尽管更加鲜活,但在耶稣会士笔下或者偶尔被作为古代文化精髓的对立面而遭批评,或者被其大袖轻扬所遮盖而被省略。耶稣会士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为何要向欧洲传输特定面目的中国姑且不论,我们不妨将视线的重心落在变革中的欧洲这一舞台上,看看处在“启蒙”这一大变局中的欧洲人接触到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非常遥远的这些中国知识后有何反应。
所谓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应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中国是何模样,一个是对这一认识对象的态度和评价。这一时期欧洲看到的“中国”主要是由耶稣会士描摹并在某些地方经其他旅行者粉饰,而且中国的模样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没有很鲜明的出入。但这一百多年里欧洲人对自己所见之中国形象的态度却因人而异、因时而别,也即中国对欧洲的意味在不断变化,因为欧洲自己在不断变化,她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不断变化,由此而造成中国观前后有别。但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实际需求作为形成中国观的基础,这一原则是不变的。
反过来,在这个舞台上,中国静若处子,全不知身外事,任凭欧洲不断地从她那里获得灵感而起舞不休。所有这些故事都是随着欧洲文化脉搏的跳动而展开,中国在其中是个失语者,是个缺席演出者。中国表面上看是被欧洲认识的对象,但最终欧洲几乎没有认识中国,却借助中国更好地认识了自己。有趣也有趣在这里。惟一的例外是十八世纪后半叶中国沿海地区大量生产的外销商品(主要是来样加工),在它们身上体现出基于文化互动的融合。当欧洲商人要求中国工匠根据他们提供的图样加工家具、器皿时,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西式器物就此产生,为纯然一色的欧洲化了的中国文化增加一点别致的点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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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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