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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支讷家族迁葬洛阳事考 个小月氏胡人家族的官僚化历程


□ 张 葳

  本文主要依据墓志材料对唐代小月氏后裔支讷家族迁葬洛阳一事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具体的考察,认为从十六国时期至唐,支讷家族经历了武将、商人、官僚的身份转变,迁葬是这一家族迈向中央化、官僚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将支讷家族与唐代其他支氏家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东晋南北朝政治、文化的差异对居于南北的支氏家族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居住在北方的支氏倾向于胡族内部通婚,保留了更多的胡人特性,而南方的支氏则多与汉人通婚,其汉化程度更深,使得他们对唐代文化及政治体制更加适应。

  关键词:唐代 支讷 小月氏 迁葬

  作者张葳,女,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地址:天津市,邮编300387。

  一、问题的提出

  “支”并非汉姓。中古以来,汉地除僧人弟子继承师僧之姓外,所有支姓皆限于月氏人。“支”乃取其族名而称。而他们自称为十六国时期后赵月氏将领支雄之后的说法则更使其月氏人的身份得到确认。唐大中十年(856)五月十八日,居住在南方的支氏家族,由支讷率诸弟将其父支竦葬于河南府河南县平乐乡北邙山(今河南省洛阳市北),同时也将其曾祖至其子辈总共六世二十五人的墓葬由南方迁于此。这一大规模的营葬行动酝酿已久,早在支竦以鸿胪卿致仕时,就表达了想要葬于邙山的愿望。也因这次营葬,支氏家族的墓志有不少得以存留,为揭示这一特殊家族在唐代的许多情况提供了重要史料,其所展示的唐代士人家族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是不多见的。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马小鹤、柏晓斌就对当时已出土的支讷家族墓志进行了考释和分析,初步梳理了支讷家族的谱系,并对支讷家族的整体情况进行了分析,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董延寿、赵振华则在重点探讨2004年10月新出土的支谟墓志的同时,联系支讷家族的其他相关墓志进行了一些分析。此外,支静、魏乐乐也都在论述小月氏的问题时,涉及对支讷家族及其他支氏墓志的研究。而毛阳光则对墓志反映的另一支氏家族的情况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较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支讷家族迁葬问题与支氏家族月氏胡人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如马小鹤、柏晓斌指出,支讷家族迁葬洛阳的动因应该从“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东端。作为西域人聚居的中心来着眼”。毛阳光也指出由支氏家族的迁葬可见“洛阳与来华月氏胡人的渊源,以及当日洛阳国际都市的恢弘气象”。然而考虑到支讷家族十六国时期已进入中原,西晋末年又南渡过江,自东晋至唐中期,在南方生活已长达数百年。对其民族特性的存留程度,应做具体的分析,不能轻易作判断。正如荣新江在《小月氏考》中所指出的,“这些早就入居中原的月氏人,经过近千年的汉文化的陶冶,已经完全汉化”,如隋末的王世充,“除了体质上仍保留了一些月氏人的痕迹外”,“已经完全汉化”。虽然魏乐乐约略提到迁葬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支氏家族汉化程度之深,但没有对此展开具体的论述。因而对于支讷家族迁葬的前因后果有必要再作检讨。

  对支讷家族进行探讨的另一必要性在于,目前所见的隋唐时期汉族统治区域内有关于小月氏后裔的材料,大多是关于其北方居民的。自西晋以后居于南方的支姓家族仅见两例,一例为乘著妻支氏,另一例则是支讷家族。自西晋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国政治上出现南北对峙的格局,文化上亦呈现不同的特点,为此期历史发展之大势。在南北政治、文化差异的大背景下,分居南北的支姓后裔应该会呈现出一些不同的文化面貌。通过对他们的对比考察,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时期南北文化之间的差异问题。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次检讨作为小月氏后裔一支的支讷家族在唐后期所进行的大规模迁葬洛阳行动的前因后果,并由此而进一步探讨在永嘉南迁后,支讷家族所经历的与北方月氏后裔不同的变化过程,以及他们在入唐以后所呈现出的与北方支姓家族不同的家族发展路径和文化价值取向。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支讷家族迁葬事略考

  关于支讷家族在西晋末年自北向南迁移的情况,其家族墓志中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支光墓志记:“永嘉之乱,衣冠违难,鳞萃江表,时则支氏浮江南迁,其后派别脉分,因居吴郡属邑日嘉禾里。”支成墓志亦记:“世家江左间,继别为宗,爰以从官奠阙攸居于嘉禾县。”②支叔向墓志言:“其先琅耶人,居云阳,晋末崩难,遁累叶于江表。”③支询墓志云:“公之远祖本京兆云阳人,其先瑯耶也。因晋末乱离,避祸于东吴,迩来数百年矣。”因可知其家本琅邪(治开阳县,今山东临沂北)人,后曾短暂居于京兆云阳县(在今陕西淳化西北),西晋末年乱离之际,南渡来到江东,落户于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嘉禾县(里)。

  墓志中没有提到其家族南渡以后更多的情况,似乎说明他们在这一时期政治上的无可称道与寂寂无闻。支讷家族所定居的吴郡嘉禾县(里),应即今江苏苏州一带。虽然这里并不是东晋南朝时期侨姓士族移居的主要区域,却是江南大族居住的重要区域,《文选》卷28陆机《吴趋行》即言:“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支光墓志中提到其祖先选择定居吴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俗敦儒复礼,孝敬廉义,盖美其风而遂家焉”。此说虽出于数百年后其后代的追述,不免夸饰之词,但居住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逐渐为汉文化所熏染则是不可避免的。支光所娶吴兴沈氏,支成所娶顾氏,至支谟所娶吴郡朱氏,都属于魏晋以来的江南大姓,说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其家族在江南地方社会中已具有一定的地位。而支光墓志中提到其“行著乡族,惠及孤悍”,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支光之子支成的墓志则更明确地讲到了他居于乡里时的一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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