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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最低要求是宽容


□ 汪丁丁

为了继承许先生未竞之业,我们应努力去做的,是从本土文化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发掘民主要素,并促使这些要素不断扩展,直至它们在公众生活习惯中占据显著位置

  特约作者 汪丁丁

  现代社会的大规模饥荒,即人口大量死亡,为何仅见于非民主国家,而不见于民主国家?这一现象引发了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饥荒研究”,并成为他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的核心议题。森的结论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饥荒之所以能从小范围的自然现象演变为大范围的社会现象,是因为主流社会听不到受害者的声音,或直到太晚才注意到他们的声音。不同的声音,在民主国家很容易被主流社会听到,从而使受害者可以获得及时救助。独裁统治可以拥有导弹,却无法避免大规模饥荒。当今仍有封闭社会提供生动的案例——“卫星上天,人头落地”。基于同一原理,王小波写了“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国家灭亡了,仅仅是因为国王杀掉任何来报告坏消息的信使。对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刘少奇的总结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为,报告坏消息的高级干部,在庐山会议成为整肃对象。

  德国思想家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 )的小册子《退出、声音与忠诚》,为我们提供了行为学模型:当我们不满意一个社会或一个政府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退出”(换品牌、卖股票、转移资产、移民、自杀),也可以选择“声音”(批评、对话、集会、结社、组党、竞选)。这两种抗议方式的成本及其选择,与我们的忠诚感,三者相互作用,为统治权提供合法性基础。例如,允许自由发表不同见解,有助于增加我们对一个社会的忠诚感,从而增加了我们的退出成本,于是社会可以稳定,这是“长治久安”之道。那些既不允许声音又不允许退出的国家,合法性基础迅速瓦解,就只好等着爆发社会革命。不论从何种立场看——统治者的和被统治者的,允许发出不同的声音,不仅在经济上非常重要,而且在政治上非常重要。

  民主的最低要求是宽容,家庭民主意味着对家庭成员不同声音的宽容,党内民主意味着对党内不同声音的宽容,政治民主的最低要求是对政治反对派的宽容。专制之所以难以为继,因为它不允许政治的反对派,于是迫使一切反对派联合起来推翻政权。可以认为,国民党的专制权力,就是因这一原理的作用而瓦解。物竞天择,“极权”实验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从世界地图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国民党退居台湾,痛定思痛,成功地实现了转型。

  许良英先生是共产党员,他主张政治民主。对中共而言,这是最难得的声音。他的声音、他的存在、乃至他的去世,成为考验当政者推进政治民主的试金石。1957年6月13日,他以党员身份在党的小组会上发言,表示不赞成《人民日报A 6月8日批判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文章。因为此类言论,许先生被定为“极右分子”——直至1978年摘掉”右派帽子”。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以更坚定的信念鼓吹民主之真义——人权、自由、政治宽容。十分难得的是,以物理学家的训练,许先生在与吴江论辩中阐述的政治民主思想,清晰、彻底,远比对方更正确。同一时期,就同一议题,王元化先生也与吴江论辩卢梭及民主问题。虽然元化先生的见解更具思辨性从而更复杂,但在与吴江的论辩中,他与许先生归于一路。他们指出,卢梭的“公意”内在地倾向于剥夺人权与自由,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更欣赏英美经验主义传统里的自由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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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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