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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的女人


□ 苏友贞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出版了他的第十二部小说《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书出版后,攻击之声立即从四面升起,激烈的程度不下于一年前才发生的、对王尔德同性恋行为的审判。围剿《无名的裘德》的不仅有文评家,更还有教会的主事,如威克菲尔德主教(Bishop of Wakefield)就曾以当众烧书的戏剧性姿态,来表现对这本书的不满。
  《无名的裘德》是一部极端阴沉且充满绝望的书,发生在主人翁裘德身上的苦难,如冰冷之水,反复浇洒于读者心头,直至灭绝与麻木。书中最引人争议也最令人寒颤的情节,当然还是裘德早熟的孩子“小父时”(Little Father Time)为减轻父母的负担,决定勒死年幼的弟妹再自行上吊这一段叙述。他的遗言只有几个歪斜且错拼的字句:“解决了,我们人数过多。”一个年幼的孩子竟将自己的生命视为多余,更进而提出了那最终极的解决之道,我们可能无法找到比这更惨烈或更令人惊恐的对绝望的描写了。以此冷酷的情节,哈代毫不留情地在社会、宗教、婚姻、家庭的各种层面上,彻底地否定救赎的可能,这不但是对神恩存在的质疑,更是对社会不公义的控诉。也无怪乎这部小说会招来如此激烈的抨击。
  其实哈代的小说一向以悲剧意识著称,除了《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之外,所有的小说都有着极为悲惨的结局。然而就是在哈代充满悲剧意识的小说世界里,《无名的裘德》亦独树一帜,在悲剧的深度与广度上远远地超过了其他的小说,它所描绘的死荫幽谷,有着全然不同的质地。连尊称哈代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悲剧小说家的伍尔夫(Virginia Woolf),也不免对《无名的裘德》另眼看待,她以“悲剧”与“悲观”在艺术视景上的分野为鉴识标准,而认为《无名的裘德》是一部失败的小说:“《无名的裘德》是哈代小说中最令人感到痛苦者,也是唯一可被指控为有悲观情愫的小说,这部小说以过强的议论蒙蔽了印象,刻画出令人难以隐忍的苦难,这早已超出了悲剧的范畴,而坠入了悲观的深渊。”
  英国当代最优秀的传记家克莱尔·汤姆林(Claire Tomalin)在她新近出版的传记《哈代》(Thomas Hardy,Penguin Press,2007)一书中,也花了不少的篇幅描述《无名的裘德》,她将《无名的裘德》形容成是《约伯记》的重述,书中深重与绝对的苦难,如海浪般不断击来,阅读这部书就如同被人一次又一次地以砖块当头痛击。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争议,《无名的裘德》出版后,哈代决定放弃小说的写作,而开始专心写诗。《无名的裘德》就此成为哈代小说的封笔之作,在剩下的三十年生命里,他不曾再提笔写过小说。但哈代本人却拒绝承认这项决定与《无名的裘德》所受的批评有关,他坚持诗才是自己的真爱,小说的写作完全是为生计所做的妥协。而《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与《苔丝姑娘》(Tess d’Urbervilles)这几部小说的畅销,已赋予了他经济上的独立,使他可以放手而自由地写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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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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