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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水晶与红发卡


□ 王晓明

文学是催动人和社会振作的一股力量,而文学评论则对文学发扬激励,披沙沥金。《读书》从本期起推出“文本内外”专栏,邀请批评家们给予当代作家的新作以评论和关注。
小说的头开得好:
我就要死了,脑壳瘪瘪的,像一个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红薯。头上现在我连摸也不敢摸,九财叔那一斧头下去我就这个样子了。当梨树坪的两个老倌子把我从河里拉起来时,说这是个人吗?这还是个人吗?可我还活着,我醒过来指着挑着担子往山上跑的九财叔说:“他、他要抢我的东西!”我是指我们杀了七个人后抢来的财物,又给九财叔一个人抢走了。医生在给我撬起凹进去的颅骨时说:“撬过来了反正还是得崩。”
聪明的小说家早就知道,如今的读者大多神经粗糙、缺乏耐心,要让他们静下心来读自己的小说,小说的开头就一定得“好看”。什么最“好看”呢?自然是“血”和“性”,于是陈应松以“血案”标题,以“杀”字开篇,不但写“杀”的器具(“一斧头下去……”),还细描“杀”的后果(“凹进去的颅骨……”),不但九财叔杀我,我还和九财叔一起杀了七个人!好家伙,的确够刺激的。但是,我说小说的头开得好,并非指这血光一片。上面抄出的一百七十个字里,分明还嵌着整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先是两个农民合伙杀了七个人,然后两人中的年长者又砍了年轻的,年轻的被救了,年长的也逃不脱,于是双双入狱,被判死刑。除了交待故事梗概,这一百七十个字还告诉了读者是谁——以及他怎样——在讲这个故事:是那个年轻的杀人者,养好了伤,在监狱里,用一副土气的语言(“……像一个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红薯”)在回忆。这似乎是犯了快餐文化时代写小说的大忌,你开头就把故事和结尾都说出来了,谁还会有兴趣读下去?看起来,陈应松依然对读者有一份信任,虽然是用血淋淋的标题吸引来的读者,他却相信,他们除了“好看”的情节,还要看别的东西:细节、人物、心理、情绪,甚至思想……他显然也相信,他的小说正可以提供这些内容。 就是这一份对人对己的信心,让我觉得好。
作家这自信并不虚妄。我跟着他的叙述往下读,越看越有意思。九财叔们杀了谁?是六个雇用他们当挑夫的勘探队员,他们是大学教授、工程师和研究生,为了帮助当地的经济发展,到马嘶岭来探金矿。勘探队长祝教授是个工作狂,成天想着“把一个完整的矿山留给县里”,几个队员去洞里挖水晶,他大光其火,“说他们是搞破坏,当场就把小杜说哭了”。小杜是祝队长的研究生,一个爱笑、爱唱歌的女孩子,却跟着勘探队餐风宿露,起早摸黑。另一个助手小谭,放着深圳月薪八千的工作不去,干这月薪两千的辛苦活儿,任劳任怨——一句话,都是好人。九财叔和“我”呢?一个是几近赤贫的鳏夫,一个是身薄力弱、想起待产的妻子就愧疚不已的丈夫,他们一心指望干好挑夫的活:挑一天能得十块钱呢!“我”都累得屙血了,还坚持要挑下去——也都是本分人。这两拨人彼此如何相待?挑夫们就不用说了,连日大雨困得勘探队粮尽油绝,九财叔为了博取祝队长的好印象,不惜主动冒险出山去买粮。勘探队员们也不错,虽然与挑夫分锅吃饭,但有了酒,会递一杯给挑夫;九财叔生了病,也会立刻送上药片;“我”唱了几首山歌,小杜立刻兴致勃勃地录下来,还向“我”讲解岩层的知识,又借给“我”一本《金矿地球物理找矿》,令“我”一时心潮澎湃,像小杜一样沉浸在地质勘探的豪情之中……可是,就是这样的两拨人之间,却不能善始善终,在一个冬雾弥漫的上午,九财叔挟裹着“我”,逐一残杀了所有的勘探队员,连同他们雇用的厨子老麻。
作家用了相当精细的笔法,一步一步地写出挑夫和勘探队之间关系恶化的过程,如何由最初的友善、羡艳、以貌取人和隔膜,逐渐生出误解、不信任、紧张、彼此提防、嫌厌、仇恨、绝望,最后拼死一搏。虽然两次用了奇特的自然现象(夜间的白光和如密集枪声的巨响)来制造人物之间的误解,整个过程还是呈现得相当自然。惟其自然,这个发生在荒僻的马嘶岭上的血案,就格外令人战栗:大家都是好人,都想好好相处,却硬是被差异和隔膜推入愈演愈烈的矛盾,最后全部丧命!怎么会是这样呢?难道分站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们,只要按照自己的惯性行动,就一定会彼此冲突、不可收拾?这小说里的人事变化的逻辑,难道真是要昭示我们: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倾斜到如此程度,不同阶层的人是越来越难以平和相处了?而一旦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小说,你立刻就会发现,祝队长和九财叔的故事包含了太多的社会和心理内容:城乡差别、阶层分化、文化隔膜……不单是人人皆知的那些方面,还有不少你平时不容易想到的事情:读到王博士对“我”唱的民歌的那一段评论——“吃饱了饭没事干,就想那公鸭撵母鸭的事,听说这山里的女孩子是很开放的喔”,你一定会佩服作家对文化人的恶俗趣味的精准的把握;与王博士相比,“我”对水香和小杜的那一番从脸型到“胸奶”的暗自比较,明显是健康得多,似乎农民依然保有本色的爱美的痴情;但一夜露宿之后,“我”对勘探队员的体力的由衷赞叹:“这些城里来的知识人,还真能吃苦呢……啥病都不生。我却因受了风寒发起高烧来……”却让“我”刺心于农民的一无所有,竟然连体力都不如城里人!正是这些散落在小说各处、好像荡开去了的闲笔,赋予整个叙述一种从容密实的品质,仿佛是用各种大小粗细的柴枝,耐心地堆起一座燃火架,小说最后的残杀场面,则如同扔上去一支火把,“轰”地一下,火苗直冲半天,再冷静的读者也禁不住要激动,甚至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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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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