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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隐私权保护在公权力行使中的宪法学意义


□ 胡 进

  摘要: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而隐私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刚刚颁布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将隐私权明确规定为民事权益的一种,但在科技高速发展、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公民隐私权的最大隐患往往来自国家公权力对私权的干扰和介入。本文主要从公权与私权的对抗入手,通过分析隐私权的来龙去脉,从而从法治角度正视公民的隐私权保护,提出为了秩序和正义的实现有必要对自由进行限制时,必须严格限定条件、范围和程度,将公共利益的实现限定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切不可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公共利益,从而为权力的滥用提供借口。这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探讨,更需要公、检、法等国家机关以及律师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才能最终将公权力行使程序架构在惩罚犯罪、人权保障的和谐天平上。
  关键词:隐私权;公权力;宪法权利
  
  隐私权保护在当今社会中是一个既敏感又热门的话题。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更是明确将隐私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加以保护。但公民隐私权的最大隐患往往不是来自平等主体之间,而是来自国家公权力的滥用。如2006年在网上热炒的“深圳妓女示众”事件以及2010年夏在公安部统一部署的“扫黄打非”行动中出现的“游街”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从公权与私权的对抗入手,重新审视我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界定,以实现在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完成人权保障的任务。因此,探索隐私权在公权力行使中的宪法学意义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从隐私到隐私权——隐私权的历史溯源
  早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某些不宜为他人所知的、应当完全属于个人范畴的感知的存在,这就是隐私。比如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懂得用兽皮、树叶等物品将自己身体的敏感部位遮盖起来,以维护自己的尊严,除此之外,原始人守护自己居住的山洞,不允许野兽以及其他部落的原始人群进入,从中体现出私生活不愿为其他群体所知的隐私意识。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已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居住习惯,有了各自生活的房屋,也就有可能将隐私从身体范围扩展到居住的范围。当然,这时的隐私意识还远远达不到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层面,同时因为国家还未出现,也就谈不到公权力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在公权过分集中、私权不受重视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任意践踏被统治阶级的私人权益,被统治阶级在公权力面前几乎没有隐私保护可言。但囿于生活方式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古代的公共权力肆虐于朝堂,但尚不足以对社会生活和个人领域实施完全控制。在传统的乡土社区和熟人社会中,存在自发形成的宗法伦理秩序,社会成员生于斯,长于斯,潜移默化,个人、宗族、社会浑然天成,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人我界别,隐私意识自然无从生长,其正当性也无法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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